问题——新就业形态纠纷增多，维权痛点突出。
近年来，新就业形态吸纳就业能力强，但用工关系更为复杂、劳动过程更为分散，劳务报酬结算、工时认定、责任主体界定等问题更易引发争议。
特别是在业务高峰期，一旦出现拖欠报酬等情况，劳动者维权往往面临材料准备繁琐、举证困难、沟通链条长等现实障碍，既影响劳动者基本权益，也可能诱发用工秩序波动，进而传导至民生服务的稳定运行。
原因——链条长、信息散、协同弱，是纠纷治理的关键堵点。
一方面，新就业群体流动性强、工作场景分布广，合同、考勤、派单、结算等证据多以平台数据或企业内部记录呈现，劳动者自行获取不易。
另一方面，传统维权流程对文书规范和证据完整度要求较高，劳动者需要投入较多时间成本与交通成本。
再加上行业主管、劳动监察、调解仲裁与司法衔接不够顺畅时，容易出现“多头跑、反复跑”，影响纠纷化解效率与当事人满意度。
影响——既关乎劳动者获得感，也关系企业经营和城市运行。
拖欠报酬首先损害劳动者切身利益，影响其基本生活预期与职业稳定；若处置不及时，容易导致劳动者停工、离岗，引发企业用工紧张、服务能力下降。
以快递等行业为例，在促销节点与季节性农产品集中上市期间，寄递需求增长明显，末端运力一旦波动，居民收寄体验、商家履约能力和产业链条效率都会受到影响。
由此可见，治理劳动争议不仅是权益保障问题，也是维护市场秩序与公共服务稳定的重要环节。
对策——以“大调解”提升效率，用协同治理降低成本。
针对新就业形态纠纷特点，南宁将着力点放在劳动维权“大调解”机制建设上：以劳动人事争议多元联合调解中心为主线，推动人社、政法、法院、工会等部门协同发力，并与行业主管部门、基层网格联动，形成“受理更便捷、核实更精准、调解更高效、衔接更顺畅”的工作闭环。
为降低劳动者维权门槛，当地推出面向快递员、外卖员、卡车司机、网络主播等群体的要素式申请书与要素式答辩状，劳动者可线上线下提交，按要点填报即可完成申请，减少不必要的文字负担与往返次数。
在具体实践中，一名快递员反映公司拖欠报酬后，按指引填写要素式申请材料，用时十余分钟便完成提交。
申请转入联合调解中心后，工作人员电话核实情况、组织双方协商并形成调解协议，约定支付期限。
最终，当事人从提出诉求到领取被拖欠报酬用时6天，明显快于法定15日的调解期限。
这一案例体现出流程再造与部门协同对缩短办理周期、提升执行确定性的现实作用。
多元联动还体现在对行业性、群体性风险的提前识别与处置。
此前在寄递业务旺季，部分居民反映快递延误。
结合既往投诉线索，相关部门研判延误与劳务报酬纠纷可能存在关联，随即组织力量对接行业主管部门和企业开展核查，摸清涉欠薪人员范围与金额，并在调解中同步开展情绪疏导、复工引导与用工协调，推动纠纷化解与行业恢复并行。
通过打通劳动监察、调解组织、行业主管与仲裁衔接链条，有助于破解“证据难取、路径不畅、成本过高”等痛点，提高调解成功率与纠纷一次性化解水平。
前景——数字化工具叠加制度协同，推动治理从“事后处置”向“前端预防”延伸。
南宁计划上线劳动人事争议智能化调解平台，聚焦智能辅助申请、外呼预调解、法律文书生成等场景，目标在于进一步提升分流效率、规范文书制作、加快沟通协商节奏。
随着更多纠纷在前端得到识别和引导，争议有望在萌芽阶段进入调解通道，减少升级到仲裁或诉讼的比例，降低社会治理成本。
同时，平台化手段若能与行业主管部门信息互通、与基层网格联动，将有助于更早发现企业用工与支付风险，形成“数据预警—行政指导—调解处置—仲裁衔接”的综合治理路径。
需要看到的是，新就业形态治理仍需在规则适配与责任落实上持续发力：明确用工主体责任、压实按时支付义务、完善证据留存与数据调取机制，才能从源头减少纠纷。
多元调解的优势在于效率与柔性，但也要与刚性执法、信用约束相配合，确保调解协议可执行、欠薪问题可追责，形成对恶意拖欠的有效震慑。
从"追着企业讨薪"到"制度保障权益"，南宁"大调解"机制的探索证明，破解新业态治理难题需要政府主动作为、创新服务供给。
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如何平衡劳动者权益保障与企业可持续发展，仍需更多城市以改革思维破题，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享有尊严的劳动回报。
这既是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必然要求，更是共同富裕道路上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