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当前经济运行中，企业面临的法治痛点较为集中：一是网络空间“流量变现”带来针对企业及企业家名誉、商业信誉的恶意攻击，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二是部分领域仍存拖欠中小企业账款现象，合同履约链条长，叠加取证难、执行难，容易引发现金流压力；三是个别地方办理涉企案件时仍可能出现“以刑化债”“以刑代民”等倾向，影响企业对正常经营环境的预期；四是市场出清与救治机制仍需完善，企业退出不畅与资源错配并存。 原因：最高法有关举措所指向的问题，背后原因较为清晰。一上，平台传播快、话题炒作成本低，使“造谣—扩散—变现”的链条更容易形成；另一方面，大型企业交易中可能凭借优势地位设置不合理条款，将付款风险转嫁给中小企业。同时，一些经营主体融资时对涉诉信息高度敏感，若缺少澄清与共享机制，容易引发不当抽贷、断贷。此外，新公司法实施后，公司治理、出资责任、权利边界等裁判规则需要更清晰、稳定的司法指引，以降低交易不确定性。 影响：专项行动发出以法治稳定预期的明确导向。在商誉保护上，河南许昌法院依法审理某企业诉网络账号侵权案，判令被告停止侵权、删除相关内容、公开致歉并赔偿损失260万元，相关案例被纳入工作参考案例，体现对“造谣抹黑、恶意诋毁商业信誉”等行为的从严态势。清欠与执行上，全国法院推进清理拖欠中小企业账款案件，结案9166件、执行到位311.42亿元，为中小企业缓解资金压力、保障再生产提供支持。市场出清与救治上，支持1481家企业通过破产重整等程序改善经营、恢复活力，同时推动约2.9万家“僵尸企业”依法出清，有助于释放沉淀资源、提升要素配置效率。融资环境上，多地探索“涉诉不等于失信”的制度安排，上海法院建立“企业涉诉信息澄清”“司法信用数据共享共治”机制，截至2025年12月已帮助1.4万家企业获得融资150亿余元，推动形成“信用可修复、风险可识别”的循环机制。 对策：最高法从“规则供给+严格司法+纠错保障”三个层面推进落实。其一，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司法，依法惩治敲诈勒索、造谣抹黑、恶意诋毁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等违法犯罪，保障各类所有制经济公平参与竞争。其二，聚焦中小企业账款拖欠问题，严格落实“背靠背”条款司法解释，对以第三方付款作为付款前提等不合理约定依法认定无效。据统计，全国法院直接适用该解释审结709件案件，帮助中小企业收回账款19亿元。其三，完善公司治理裁判规则供给。最高法就新公司法司法解释公开征求意见，收到1100余件、共计39万余字反馈，相关意见经研究吸收后正加快推进，力争尽快形成统一、可预期、可适用的规则。其四，提升破产审判专业化水平。2025年全国法院新增6家破产法庭，累计已成立24家；同时围绕破产管理人、房地产企业破产、府院联动协调机制等研究起草规范性文件，并就企业破产法修订向立法机关提出建议，完善“能救则救、当退则退”的制度安排。其五，严格把握刑事手段介入经济纠纷的边界，区分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等。2025年人民法院审查涉企刑事案件，认定69件不应作为犯罪处理；依法再审纠正涉企刑事冤错案件55件、涉及88人，并推动涉企产权刑事冤错案件甄别纠正常态化，通过保障申诉权、探索公开听证、加大提审力度以及异地复查、异地再审等方式，提高纠错效率与质量。 前景：从阶段性成效看，规范涉企执法司法正由个案纠偏向制度化治理延伸。随着公司法配套司法解释加快出台、破产审判规则更完善，以及涉企信用修复与数据共享机制扩面推广，企业对规则的可预期性将持续提升。可以预见，围绕“保护创新、保护产权、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司法政策将进一步细化落实，在稳定预期、提振信心、激发活力上提供更有力支撑。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最高法公布的专项行动成果显示，司法机关正以更系统的方式回应企业发展中的突出痛点。随着新公司法司法解释等制度加快完善，“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作用有望继续增强。这既关系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也关系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支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