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往往要跨越“能做出来”与“能稳定量产”之间的鸿沟。
中试作为验证工艺、放大规模、优化成本、形成可复制生产方案的关键环节，既关系到成果转化速度，也影响产业竞争力。
座谈会上，王琦提出，中试环节不畅已成为部分科技成果落地的突出瓶颈。
当前广州中试平台建设已取得阶段性进展，12家平台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重点培育中试平台公示名单，但整体仍面临资源分配不均、产学研协同不足、共享机制不健全、国际化程度不高、监管评估体系待完善等问题，影响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和产业化成功率。
原因——中试具有高投入、强专业、重协同的特点，需要设备、工艺、标准、场景、资本等多要素共同支撑。
现实中，一些平台集中在特定园区或行业领域，导致企业“找得到平台、用不起平台、排不上档期”的情况仍然存在；部分高校与企业在目标导向、考核机制、知识产权分配等方面衔接不顺，研发成果在中试阶段容易出现“技术好但工艺不成熟、样机行但成本下不来”的问题；平台开放共享的激励约束机制不足，尤其是大型企业平台资源开放的边界、收费与责任划分不够清晰；同时，参与国际规则、标准制定与跨境技术合作的能力仍需提升；对中试项目的风险识别、过程监管与绩效评价缺少统一、可量化、可追溯的制度工具，影响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影响——中试环节的短板，直接牵动创新链与产业链的耦合质量。
一方面，会拉长科技成果转化周期，增加企业试错成本，削弱中小企业、初创团队的研发积极性与市场响应速度；另一方面，会抬升产业化不确定性，使资本更趋谨慎，进而影响“从0到1”“从1到N”的接续转化。
对城市层面而言，中试能力不足会降低产业承接与迭代能力，影响新赛道培育和先进制造业集群壮大，也不利于“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
对策——围绕中试平台提质增效与体系化布局，王琦提出多项建议，指向“需求牵引、协同联动、开放共享、国际对接、监管闭环”的综合治理思路。
一是构建精准的需求响应与扶持体系。
建议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建立“需求清单—资源匹配—效果反馈”的闭环机制，优化流程、加强政策精准投放，降低中小企业与初创团队准入门槛和时间成本，让支持更具普惠性与可达性。
二是深化产学研协同提升平台效能。
建议制定《广州市中试设备国产化替代路线图》，完善“揭榜挂帅”等机制，支持首台套研发应用，推动关键设备自主可控。
同时以校企联合实验室为载体，探索“双主任制”和人才“旋转门”等机制，促进科研团队与企业工程化团队深度融合，形成“高校研发—中试熟化—企业量产”的高效衔接。
三是完善平台共享机制，提升资源使用效率。
建议推动大型企业中试资源开放共享，探索“政府购买服务+市场化运营”模式，在成本可控、责任清晰前提下提升服务供给能力；并提出与深圳、东莞等城市共建“大湾区中试资源池”，实现跨区域资源统筹与能力互补，降低企业综合成本。
四是深化国际合作与高端人才引育。
建议建设大湾区中试资源数据库，畅通跨境技术合作通道，鼓励平台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提升规则对接与技术输出能力；同时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建设海外工作站，吸引海外高端人才来穗开展交流合作，增强平台国际化服务能力。
五是建立全链条、数字化的评估监管体系。
建议构建“技术转化全链条”评估模型，引入“红黄绿”三色预警的动态管理机制，建设数字化监管平台，形成政府、行业、第三方与企业协同共治格局，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提升中试项目成功率与资源配置效率。
前景——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城市竞争越来越体现在创新体系的组织能力与产业化效率上。
中试平台既是科技成果走向产业化的“加速器”，也是先进制造业升级的“基础设施”。
业内人士认为，广州若能以需求为牵引，统筹平台布局与功能定位，推动跨主体、跨区域、跨学科协同，并在标准、人才、数据与监管方面形成制度化支撑，将有望进一步提升成果转化效率，带动更多关键核心技术从“实验室样品”走向“规模化产品”，为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提供更强支撑。
科技创新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而中试平台正是这场马拉松中的关键补给站。
广州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在破解科技成果转化难题上再次展现出先行先试的勇气与智慧。
这些建议的提出，不仅为广州建设科技创新强市提供了新思路，也为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贡献了务实方案。
未来，如何将这些构想转化为具体行动，值得各方持续关注与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