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重庆市合川区的钓鱼城，地处嘉陵江、涪江和渠江三江交汇处，占地2.5平方公里，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战场遗址。
公元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率大军围攻钓鱼城，当地守军在极其悬殊的力量对比下，依靠坚固的城防体系和顽强的抵抗意志，成功阻挡了蒙古铁骑的进攻，创造了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迹，这段历史在中国古代军事防御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为了深入揭示钓鱼城的防御特点和历史价值，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自2004年起启动了长期系统的考古工作。
经过20多年的持续发掘，考古工作者已累计调查超过30平方公里范围，发掘遗址点14处，发掘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清理各类遗迹900余个，出土遗物7000余件。
这些工作逐步揭示了钓鱼城依靠山势、水系、城墙相结合的大纵深多重防御体系的全貌。
2025年6月至12月期间，考古研究院对钓鱼城的三龟石遗址开展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同时配合文物保护工程对东内城墙遗址进行了重点考古工作。
此次发掘面积达900余平方米，清理出城墙、高台、道路、灰坑、石碓、磉墩、水井、水沟等重要遗迹40余处，出土陶瓷、石器、铁器等各类遗物150余件。
这些发现为进一步理解钓鱼城的城防构成和营建过程提供了关键证据。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胡立敏介绍，此次考古工作的重要突破在于首次整体贯通了东内城墙全线，明确了城墙的完整位置与走向，并确认东内城墙北端未与环城墙相连，这一发现填补了以往认识的空白。
通过对不同时期城墙和高台夯土的土质、土色差异进行分析，考古工作者能够准确判断各期城墙的营建次序和分期特征。
城墙砌石上残存的采石痕迹及其相互关系，为研究钓鱼城从宋代至明清乃至近现代的石作技术演进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
这些考古发现的意义不仅在于补充完善了钓鱼城内城城防体系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为系统厘清钓鱼城内城的整体布局与城防规制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过对城防设施的深入研究，可以更加全面地理解古代防御工程的设计理念、施工技术和实战应用，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军事防御史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钓鱼城考古成果的持续涌现，不仅重塑着人们对古代军事防御工程的认知，更成为解码中华文明韧性的重要窗口。
当现代考古技术遇见古代军事智慧，这段凝固在长江支流畔的历史，正以其独特的文化密码，为当代城市防御体系研究提供跨越时空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