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海外中餐覆盖面广，但人才结构性短缺日益突出；业内普遍认为，中餐馆已是海外餐饮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整体仍呈“小而散”特点：店面不大、家庭经营居多，标准化和品牌化不足。随着海外消费升级、监管趋严，过去主要依靠经验传承的模式遇到瓶颈，特别是食品安全、财务合规、供应链管理、品牌运营、跨文化沟通各上，专业人才缺口深入显现。如何让中餐从“生存型”走向“发展型”、从“单店经营”走向“体系竞争”，成为行业亟须破解的现实课题。 原因——家族传承与现代经营之间出现“代际断层”。调研显示，不少海外中餐馆仍沿用“夫妻店”“父子档”模式，管理者多为侨二代、侨三代甚至侨四代。新一代接手意愿和能力并非不足，难点于缺少系统学习路径：一上，传统师徒式传承重技艺、轻管理，法律法规、财税金融、数字化营销等现代经营内容常被忽略；另一方面，海外培训渠道分散、标准不一，学历与技能认证衔接不足，导致“会做菜的不一定会经营，会经营的未必懂后厨”的结构性矛盾。叠加租金、人力、原材料成本上涨，仅靠经验支撑运营的难度明显增加。 影响——餐饮竞争从“味道比拼”转向“综合能力较量”。消费端，海外顾客对健康营养、信息透明、服务体验和文化表达提出更高要求；在监管端，食品安全、用工合规、税务合规等要求持续加码；在行业端，连锁化、平台化提速，品牌传播从线下口碑延伸至短视频与社交媒体。若人才供给不能同步升级，中餐馆容易陷入利润被压缩、口碑难沉淀、抗风险能力弱的困境；反之，若能建立稳定的人才培养与职业发展通道，中餐不仅能提升国际竞争力，也有望成为传播中华饮食文化、促进民间交流的重要载体。 对策——搭建“产学研用”闭环，打通技能培养与学历教育。2014年相应机构启动“中餐繁荣计划”，推动海外中餐业提质升级与文化传播。2016年，首个“中餐繁荣基地”落户扬州大学。基地运行以来，围绕行业痛点搭建五大平台：一是教育培训平台，面向留学生及海外从业者提供系统课程，将刀工火候、菜品标准化、食品安全管理等纳入教学；二是对外交流平台，组织海外厨师和餐饮业主来华交流，观摩淮扬菜等传统技艺与地方饮食文化；三是品牌宣传平台，借助海外传播渠道推介“扬州早茶”等特色餐饮文化，提升中餐国际辨识度；四是产业研究平台，以数据研究服务行业决策，关注门店分布、经营效率、消费趋势等指标；五是联盟合作平台，推动餐饮主体协同，在采购、后厨管理、人才实习等上形成联动。 人才培养路径上，基地强调“技能+学历+能力”的组合供给：既有短期技能提升，也设置两年制大专等学历教育，并探索与旅游管理、食品科学等专业方向衔接；课程除烹饪技艺外，增加食品安全法规、餐饮财务管理、社交媒体运营、跨文化沟通等模块，帮助学员补齐现代经营短板；实习与就业对接产业联盟与海外企业需求，强化“学用结合”，提升学员回到一线后的带动作用。通过把“灶台经验”纳入“课堂体系”，将“手艺传承”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人才培养模式，推动海外中餐从单点提升走向整体升级。 前景——面向新兴市场拓展服务半径，形成更稳定的国际化人才供给链。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推进和人员往来增加，南美、非洲等地区的中餐需求潜力正在释放，但当地发展更依赖系统化人才支撑与规范化运营能力。基地下一步如能在课程标准、人才认证、海外合作办学与本地化培训等上继续完善，并与供应链、标准化菜品研发、食品安全体系等环节形成更紧密协同，将有助于构建覆盖更广、层次更清晰的海外中餐人才网络。更重要的是，通过培养懂技术、懂管理、懂文化传播的复合型从业者，中餐“走出去”将更注重质量、信誉与文化表达，实现从“开店谋生”到“以业促融”的转变。
从灶台到课堂，从技艺到文化，扬州大学的实践展示了传统行业走向现代化的一条路径；当一盘扬州炒饭背后拥有更系统的知识体系与文化表达，海外中餐业也在从“谋生手段”向“文化载体”转变。这既关乎海外华侨的产业发展，也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可感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