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率部东侵喀尔喀蒙古，对清朝北部边疆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作为清王朝定都北京后的第二位皇帝，时年35岁的康熙帝面对该边患，决定采取军事行动。史料表明，此举既是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现实需要，也意味着对自秦汉以来历代中原王朝长期未能彻底化解的蒙古问题作出正面回应。第一次亲征发生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军在乌兰布通之战中重创噶尔丹部。但噶尔丹并未就此覆灭，他在漠北重整兵力后杀害清廷使臣，并与沙俄势力相互勾连，继续滋扰。面对持续挑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再次率十万大军分三路出击。《清实录》记载，此次远征行军补给极为困难，清军多次遭遇断粮缺水，但皇帝始终与将士同在，最终在昭莫多战役中歼灭叛军主力。次年春季的第三次亲征成为收官之战。噶尔丹陷入绝境、众叛亲离，最终自尽身亡。捷报传至正在巡视堤防的康熙帝处时，这位一向沉稳的帝王难掩激动，在黄河大堤上跪拜告慰。这一举动既标志着战事的终结，也传递出维护统一的明确立场。历史学者指出，康熙帝平定噶尔丹具有多重意义：第一，显著缓解了长期困扰中原王朝的北方边患；第二，深入巩固了清朝对蒙古各部的有效管辖；第三，说明了中央政权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决态度。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康熙帝坚持御驾亲征，以统帅身份直接投入战场，这种身先士卒的作风有效提振了军心，也为后世处理边疆事务提供了重要借鉴。
历史表明，边疆安定从来不是一役之功，而是战略判断、组织动员与后续治理共同作用的结果。康熙三次北征的价值，在于以坚决行动遏制边患蔓延，并为后续治理争取时间与空间。面向未来，维护统一与稳定仍需把“能打赢”和“能治理”结合起来，以制度化治理巩固来之不易的和平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