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办、国办发文强调要压减作业总量，让学生更多在学校完成任务，可实际上有些学校对教学资源的配置不足，设备不够用，或者用起来不方便，这就间接导致老师把责任往家长身上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者也注意到，家庭被当成了教学的末端执行者，既削弱了学校对教学过程的专业把控，也可能加剧家长的教育焦虑。社会频繁的打印要求不仅让家长花钱多，一学期的打印费往往要好几百块，还严重破坏了家校之间的协作关系。这种现象跟“双减”政策执行中存在的监管漏洞有很大关系。很多学校把该自己做的事转给了家长，给学生造成的负担其实变多了。面对老师说这是“自愿打印”，多数家长因为怕孩子在学校受委屈只能选择沉默，问题就一直解决不了。有些老师为了不让作业量被统计出来，干脆把打印活儿外包给了家长。这种隐形的负担正在山东、北京这些地方悄悄蔓延。不少家长为了及时完成任务，半夜还得找打印店，有时候因为店关门了还很焦虑。一学期下来积攒的打印纸能有几十厘米厚。家校沟通模式虽然因为信息技术变了样，可这里面的责任却变得越来越模糊。老师让家长自己打印练习题、复习卷、函数图像这些东西，内容五花八门而且频率特别高。现在需要特定格式的作业家长手工抄写不了，只能被迫承担本该由学校负责的任务。多地教育部门开始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了。一方面得把学校在印制作业上的主体责任定下来；另一方面还得加强对“双减”的监督检查力度。专家建议要通过家长委员会之类的渠道建立起大家能说话的沟通机制，让家长的诉求能进到学校的管理工作里去。以后随着教育数字化的加速发展，电子化作业和校园共享打印这些模式已经在一些发达地区试行了。只要把减负的理念真正用到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上，就能避免责任被转嫁出去。教育不光是教知识更是社会协作的例子，要是打印作业变成了家庭的重负，那反映出来的就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了。只有守住学校这个主阵地、把家校协同的边界规范好，“双减”政策才能真的落地见效。希望大家能让每一个家庭在教育孩子的路上不再那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