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政局动荡，徐世昌的仕途变化几乎可以作为北洋政坛的一种典型。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这位前清协理大臣凭借与袁世凯的私交，很快完成从旧官僚向新政权核心人物的转身。史料显示，他力荐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对南北议和的推进产生了直接影响。1914年袁世凯推行总统集权后，徐世昌以国务卿身份回到权力中心，但他的政治选择体现为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他主导调整政府组织架构——试图提升行政运转效率；另一方面，在袁世凯与日本签署《二十一条》时，他却成为内阁中少数明确反对的人。这种张力在1915年帝制运动中被推向高潮——尽管与袁世凯交情深厚，徐世昌仍以辞职的方式表达不满，以近乎“沉默抗议”的姿态，表现出传统士大夫式的政治底线。
人物的沉浮往往只是时代巨变的外呈现。徐世昌在民国初年的多次起落，一上显示权力结构对“能调停者”的反复倚重，另一方面也提醒人们：当治理更多依赖个人的斡旋而非制度约束时，短暂的平衡随时可能被打破。历史经验表明，真正的稳定不取决于一时的人事安排，而在于规则清晰、权责明确，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