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更的一生是在巴黎和塔希提之间不断挣扎的旅程。许多人认为高更像毛姆小说中的斯特里克兰德一样决绝，但现实中的他却在诗意与面包之间徘徊了多年。他总是把六便士捡起来又扔掉，这种摇摆让他的经历更接近普通人。 高更在1848年出生于巴黎的一个富裕家庭。童年时，他的父亲因反对拿破仑三世被流放到南美，并在那里去世。热带雨林里的鸟鸣和土著花纹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多年后，高更回忆起那段时光说：“我骨子里一直住着一个南美孩子。” 母亲把高更带回法国后，把他送进海军学校。他以优异成绩毕业，成为海军测绘员，环游了地中海和印度群岛。1867年母亲去世时把高更托付给阿罗萨，这个艺术收藏家鼓励他转行做证券经纪人。两年后他娶了丹麦贵族之女梅特，并在五年内生了五个孩子。外界看来他的生活美满无比，但只有他自己知道内心的挣扎。 1880年代初股市暴跌让高更失去安全感。他卖掉巴黎公寓带着妻子和孩子搬到布列塔尼海边生活。布列塔尼的渔村、陶器和民间舞蹈让他重新回忆起童年在秘鲁的经历。他开始尝试用平涂色块绘画，放弃透视和阴影。 五年里他画了两百多幅作品但几乎没有卖掉一幅。经济压力迫使梅特带着孩子回到哥本哈根，而高更独自留在布列塔尼继续追求绘画梦想。 1891年6月，高更搭船绕好望角到达大溪地。帕皮提成为他新的家，他娶了当地女子泰蒂并定居下来。大溪地给了他自由和灵感，但贫穷和疟疾也如影随形。 1893年因为黄疸病他被迫回到法国；1895年他卖掉巴黎房产筹钱再次返回大溪地。在1897年健康崩溃前他完成了巨制《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往何处去？》，这幅作品反映了他内心深处对人生意义的追问。 尽管生活贫困，高更仍坚持每天作画。《沙滩上的大溪地女人》是他抵达后的第一幅代表作。这个作品表现了土著女子的日常生活场景。Parau Api是这个作品的变体之一，高更把右女子的衣服简化为条纹布。 回顾高更的一生可以看出他不断在不同地方寻找归宿：24岁离开海军；30岁离开巴黎；40岁离开布列塔尼；50岁离开大溪地。每一次出发都伴随着经济压力、疾病和未知。真正的答案可能不在远方而是在当下：在平凡日子里保持对颜色敏感，保留对星辰的凝视。因为“六便士”让我们活下去，“月亮”则提醒我们为什么活下去——只要心有归处，何处不是大溪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