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基层治理中，群众对政策理解不够、办事渠道不清、诉求表达不顺畅等情况仍较常见；老年群体高龄补贴复审、社保补贴申领等环节容易“看不懂、算不清”；部分居民遇到法律纠纷、物业管理等问题，往往不知道找谁、怎么办；社区文化供给与居民需求也存在“供需错位”，活动看起来热闹，却未必“对胃口”。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直接关系群众获得感，也检验基层治理的精细度与温度。 原因：一上，政策专业性强、更新快，窗口服务虽然规范，但对部分群众而言仍有“距离感”，尤其是老年人、上班族，常因时间受限、流程复杂而难以完成咨询与办理；另一方面，社区事务多、覆盖面广，仅靠社区工作人员难以同时兼顾政策宣讲、矛盾调处、公共服务和文化活动等需求；同时，社会治理正从“条块分割”转向“协同共治”，部门资源如何下沉、如何与社区需求精准对接，成为提升治理效率的关键。 影响：针对这些痛点，未央区探索推行“院长+线上+线下”基层治理新模式，选派区级部门干部包联小区（村），网格末梢建立“常在身边”服务触点。记者在未央区城市锦上社区的人社服务进社区活动现场看到，桌椅尚未摆齐，附近老人已围拢前来咨询。包联社区的“院长”现场解读社保补贴政策，手把手演示申请流程，帮助群众把“明白账”算清楚。对群众而言，政策不再停留在文件里、窗口前，而是变成听得懂、办得成的具体步骤。 在鼎新社区，来自司法部门的“院长”把专业能力转化为社区公共服务资源，法律咨询点逐渐成为便民服务的固定项目。群众提出“加强物业监督、普及涉及的法律知识”的诉求后，包联干部随即走访物业，推动建立服务清单，将物业监督、普法宣传等纳入常态服务。由此形成从“发现问题—提出建议—现场对接—机制固化”的闭环，提升了社区治理的响应速度和规范化水平。 在元鼎社区，来自文旅部门的“院长”以“民情账”记录群众关切，从孩子放学接送到楼道堆物隐患，再到文化活动偏好，逐项梳理、分类对接。通过问卷调查和座谈走访，社区形成戏曲、非遗、亲子阅读等文化需求清单，并引入秦腔演出、非遗工坊、亲子故事会等项目，让文化服务从“有什么给什么”转向“缺什么补什么”。供给更精准了，邻里互动更频繁，也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社区凝聚力与共同体意识。 对策：从治理路径看，“院长”机制的关键，是把部门资源、专业能力与社区需求组织化连接起来，并以清单化方式推进落实。一是加强政策宣讲与办事指导，面向老年人等群体提供面对面解释、流程演示和材料核对，降低办理门槛；二是完善诉求收集与分流机制，通过常态走访、电话联络和线上平台及时掌握问题并分类处置；三是推动“服务清单”制度化，把零散事项转化为可持续的工作项目，形成可评价、可迭代的治理工具；四是注重跨部门协同，依法依规推动物业治理、普法宣传、文化供给等事项形成合力，避免“单点发力、后劲不足”。 前景：当前基层治理正从“管理型”向“服务型、协同型”转变。未央区的探索表明，干部下沉不只是“人到社区”，更要机制到位、职责清晰、资源可用、反馈成环。下一步，如能在数据共享、事项标准化、绩效评价与群众满意度测评诸上深入完善，并在社区力量培育、社会组织参与、志愿服务联动上持续发力，“院长”机制有望从解决个案、办理事项，进一步延伸到风险预防、矛盾化解与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推动基层治理更精准、更高效、更可持续。
基层治理的目标，是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西安市未央区的“院长”制度，通过创新治理方式、优化服务供给，把政府部门的资源与力量更有效地下沉到基层，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这项实践表明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也为各地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当干部走进社区、贴近群众，当服务送到家门口、落到具体事上，基层治理就更能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感受得到的获得感，也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鲜活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