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20世纪中国的革命教育，可真是条漫长的路。咱们从王振华再说到徐特立，能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做法。那个时候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教育就成了大家团结起来救国的关键。王振华、徐特立、晏阳初还有竺可桢这几位大佬，虽然想法和做事的方式不一样，可都是为了救国育人才去拼命的，都给咱们后来的教育留下了不少宝贝。 王振华是专门搞根据地教育和给工农子弟扫盲的。他原来叫王文麟，1927年进了中国共产党。以前他就在大名七师当校长，教学生不光光只是读书，还要让他们动手去干实事，这叫“以做为学”。“七七事变”以后，他在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负责工作，培养出来的学员后来都上了前线打仗。接着他又去了八路军抗战建国学院当教育长、院长什么的。打仗的时候书不好找啊，他就自己弄了个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把《战时读本》这些教科书印出来发下去。解放以后他还去了华北大学当教务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在平原省教育厅和中央教育部工农教育司干过，每天累死累活地推广大规模的扫盲教育。 徐特立是在苏区和延安那边搞红色教育的奠基人。1927年他入党参加南昌起义，1930年跑到中央苏区去了。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当了副部长、代部长，还搞起了中央列宁师范这种学校。这可是共产党第一次建起来的正规教育管理机制。1934年他57岁了还跟着队伍长征到了陕北。到了陕北他管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还搞延安自然科学院。他大力普及小学教育、搞新文字运动，弄出了共产党第一所理工科大学。 晏阳初是往乡村那边跑的，专门给老百姓扫盲。他以前在法国教华工认字识字。1926年回国后他就在河北定县做试验，带着好几百号知识分子一块儿搞乡村建设。他们编了《平民千字课》这样的课本，还办了《华工周报》这类的报纸。他想通过提高老百姓的文化水平来救国，这路子补上了革命教育在农村没顾得上的地方。 竺可桢则是在科学教育和大学管理上使劲。他长期管高等教育的活儿，讲究实事求是。他重视基础学科和实用学科都要两手抓，在学校里提倡严谨务实的学风。他的“求是”精神贯穿了整个教学过程。 这四个人路子不一样，可目的都一样：都是为了救国育人。王振华把根据地的教育和扫盲做好了；徐特立把红色教育的体系搭起来了；晏阳初把乡村平民的基础打好了；竺可桢把高等科学教育完善了。他们四个人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咱们中国近现代教育那张厚重的大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