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长期以来，我国不少企业科技创新链条中面临三重约束：其一，研发环节高度依赖经验积累和反复试验，周期长、成本高、成功率不确定；其二，实验室成果走向规模化生产往往卡在中试与工程化验证阶段，资金、场地、人才和标准体系不足，“死亡之谷”效应较为突出；其三，在全球产业分工中，部分领域仍处于跟随位置，国际合作多停留在渠道、代工或原料供应等层面，难以在规则与标准上形成影响力。 原因：郑春阳结合企业实践分析，上述难题正在出现结构性缓解，背后主要有三上推动力量。一是数字技术与算法工具加速进入研发流程，使参数优化、靶点筛选、数据处理等环节从“人力密集”更多转向“算力驱动”，研发决策更可量化、可追溯，试错成本明显下降。二是政府支持方式更强调“补短板、强平台”，从过去以资金补贴为主，逐步转向建设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专业化中试基地与共享实验设施，以制度供给和能力供给托起关键环节。三是我国制造体系、市场规模与创新生态的协同效应增强，推动企业部分细分赛道形成技术积累与产品优势，在此基础上更有条件以更对等的姿态参与全球合作，合作模式也从“借船出海”向“联合造船”演进。 影响：这些变化正在重塑企业创新的效率与边界。首先，研发范式的变化提升了创新的确定性与速度，企业得以把更多资源投向关键机理研究与核心工艺突破，形成更稳定的技术迭代节奏。其次，中试体系与公共平台的完善，降低了单个企业在“从0到1”再到“从1到N”全链条自建的压力，使企业更聚焦主业，减少在工程化、验证、检测等非核心环节的重复投入，带动产业整体效率提升。再次，国际合作的升级有利于我国企业在全球创新网络中从“参与”走向“共建”，通过平台共建、共同开发、联合验证等方式提升议价能力与品牌影响力。郑春阳引用对应的行业研判指出，生物医药领域的国际合作正在提速，合作内容正从单一贸易扩展到研发、临床等更高附加值环节，这也对企业治理、合规能力和知识产权布局提出更高要求。 对策：面向新阶段，郑春阳认为，企业竞争的关键正从“单一技术领先”转向“多学科、跨领域的系统整合能力”。为此，需要从三上持续发力。一是夯实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鼓励企业围绕国家需求和人民健康等重点方向稳定投入，建立长期研发机制与人才梯队，避免短期化、碎片化布局。二是继续完善公共平台与中试体系建设，推动检测认证、工艺放大、质量标准、临床与注册服务等能力协同供给，提高平台开放共享水平，让更多中小企业“用得起、用得上、用得好”。三是以更高水平开放推动规则对接与合作升级，合规体系、数据治理、知识产权、国际注册与风险控制诸上建立更成熟的能力框架，支持企业从“产品出海”迈向“能力出海”“标准出海”。 前景：业内普遍认为，企业主导、产学研协同、平台支撑的体系正加快完善，将推动我国科技创新从单点突破走向体系化推进。随着数字化工具更深嵌入研发与制造流程，创新周期有望进一步缩短，产业链协同效率持续提升。可以预期，在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更多企业将通过跨学科融合与工程化能力积累，实现从“并跑”到“局部领跑”的跃升，但这个过程仍需要长期资金、稳定的政策预期和高水平人才供给作为支撑。
从跟跑到并跑的转变，反映出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整体提升；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作用将深入凸显。如何优化创新生态、培育更多原创成果，将成为建设科技强国的关键命题。这条路虽远，但只要持续投入、进行，终将抵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