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外部不确定性仍存、国内结构转型加速的背景下，2026年中国经济如何在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实现更高质量的平衡，成为各方研判的焦点。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对中国资产表达相对积极的配置观点，显示全球资本对中国经济转型方向与中长期增长潜力的关注升温。
与之相呼应，国内机构对“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政策组合与增长动能亦提出新的观察：扩内需仍是首要任务，但路径和抓手将更强调消费的基础性作用。
原因——从宏观政策取向看，随着超常规逆周期政策逐步退出，政策更需要把握“力度”与“节奏”的平衡。
李超认为，财政政策仍有必要保持积极态势，在合理赤字水平下稳定预期、保障重点领域投入；货币政策维持适度宽松，降准降息等工具仍可能在需要时使用，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并改善信用环境。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经济增长动力正在从以房地产为代表的传统部门，逐步转向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与以“新质生产力”为代表的创新驱动领域。
产业结构的变化决定了需求端的托底方式也需要相应调整：过去房地产在扩大内需中往往承担更强的逆周期角色，而在转型过程中，其对总需求的拉动边际减弱，消费的重要性随之上升。
影响——如果消费在2026年被更系统地置于逆周期框架之中，其意义不仅在于短期稳增长，更在于提升经济运行的韧性与内生动力。
一方面，消费回升有助于稳定企业收入预期与就业预期，形成“收入—消费—盈利”的良性循环，进而改善宏观信心。
另一方面，消费结构升级将与制造业转型相互促进：服务消费、品质消费和智能化消费扩张，会倒逼供给侧加快产品迭代与产业升级，推动高端制造与科技创新更快实现商业闭环。
对资本市场而言，李超提出，2026年不必过度聚焦利率单一变量，而应更重视风险偏好变化与市场信心的可持续性。
若预期保持相对乐观，股市仍可能通过估值修复与盈利改善的共振延续“慢牛”特征。
汇率方面，在外部环境变化与内部基本面韧性共同作用下，人民币汇率预计在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呈现渐进升值的长期倾向，但过程将伴随双向波动而非单边走势。
对策——在“扩大内需”框架下，提升消费的逆周期属性需要更有针对性的政策组合。
李超建议，从释放消费潜力入手，重点包括：持续推进以旧换新等政策工具，降低耐用消费品更新成本；优化部分领域的管制性措施与制度性约束，提升消费便利度与供给匹配度；加大对服务类消费的政策支持力度，推动文旅、健康、养老、托育等领域更好满足多层次需求。
同时，扩大内需并不意味着忽视投资，而是要优化投资结构。
在“告别房地产、拥抱制造业”的转型阶段，地产投资下行压力仍需正视，但投资端仍可通过新型基础设施、产业升级配套、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方向稳定有效投资，增强对中长期增长的支撑。
政策层面还需强化预期管理与制度供给，通过更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促使居民与企业形成更长周期的消费与投资规划。
前景——综合研判，2026年中国经济在稳健运行基础上推进结构转型的主线将更为清晰：宏观政策强调连续性与前瞻性，需求端更突出消费托底与结构升级，供给端以高端制造和高科技突破带动效率提升。
在这一过程中，消费若能真正成为关键逆周期变量，将为经济平稳跨越周期波动提供更坚实的缓冲垫，并有望推动资本市场风险偏好修复与资产定价逻辑优化。
与此同时，外部环境仍存在扰动因素，人民币汇率与跨境资金流动可能阶段性波动，需在保持开放的同时强化宏观审慎管理与风险预案，以确保经济与金融体系运行更具韧性。
消费从顺周期变量向逆周期变量的转变，标志着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深刻调整。
这不仅反映了经济发展阶段的升级，更体现了政策导向的主动优化。
在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通过消费、投资、出口的协调发力，中国经济有望在2026年实现更加均衡、更加可持续的增长。
国际资本对中国经济前景的看好，进一步印证了这一发展方向的正确性。
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关键在于政策的精准施策和市场的理性预期，共同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