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把大量青花瓷运到了泰晤士河边。给欧洲人展现了瓷器之美。伦敦上流社会迅速接受了中国瓷器，把它们摆放在餐桌上、壁炉架上，甚至窗棂边上。欧洲人发现，拥有中国瓷器成为了身份的象征，比炫耀珠宝更时髦。需求越来越大，东印度公司给船队增加了运输量，可还是供不应求。 关于“中国趣味”，是把中国的艺术元素拆解成线条与图案，再用在家具、壁纸、壁画还有园林中。它点燃了新的审美想象。巴洛克艺术向罗可可艺术过渡的关键期就是因为这些中国元素的影响。16世纪，葡萄牙商船把景德镇青花碎片带回里斯本。从那时起，“东方瓷”就成为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全部想象。几十年后，凡尔赛宫灯火通明，路易十四下令建造“特里亚农瓷宫”，它用青花瓷砖拼出了万里长城。 欧洲人为了讨好买家，中国工匠给景德镇烧制了带欧洲纹章的纹章瓷。1735年到1753年期间装饰简洁葡萄藤图案；1750年到1770年期间罗可可风盛行；1770年到1800年期间黑桃盾牌与金星交织在一起；1800年后则是深蓝菱形花纹围成一圈。这些纹章瓷形状仿照欧洲银器制作。传教士利玛窦写下《利玛窦中国札记》，曾德昭写下《大中国志》，还有白乃心都描述过南京瞻园等园林之美。尼霍夫画下了九层琉璃塔、一百八十四个铜铃、盘龙柱还有宝塔群，把这些场景写成“人间仙境”。 18世纪中叶，“Picturesque”——画面般的风景——成了英国风景园的新口号。南京的琉璃塔、苏州的网师园还有扬州的瘦西湖都被反复引用为例子。“借景”、“对景”、“漏景”等园林手法由此产生。 德国人建起“中国亭”，瑞典王后收到了一座可拆装的木结构“中国亭”，内部还摆放着日本漆柜、印度棉布还有土耳其音乐。德国和瑞典都流行起了类似的“中国芭蕾”，演员们穿着中国袍跳欧洲舞步。 当东印度公司最后一批瓷器卸下船时，欧洲人发现：他们收藏的不仅仅是器物本身，更是一个被包装过的东方形象。真实的中国从未到达过欧洲大陆，“东方印象”却通过层层转译与想象永远留在了欧洲人心目中。现在我们看到凡尔赛宫残墙、德累斯顿瓷板还有瑞典童话般的“中国亭”，里面呈现的是18世纪欧洲对快乐的定义与对异域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