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浪潮中的抉择：从书斋走向战场 1928年秋，黑龙江呼兰县青年于九公以全省第一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在当地传为佳话。彼时，读书入仕、安身立命，是那一代知识青年最为寻常的人生轨迹。然而，历史没有给他留下按部就班的空间。 1931年5月，尚未毕业的于天放经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代理书记张甲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清华支部书记。同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炮声从沈阳一路震荡至北平。国土沦丧的消息传入清华园，于天放与张甲洲等五名东北籍同学当即做出决定：收拾行囊，离开校园，回东北去。 他们留给清华的，只有一句话——打回老家去。 这句话背后，是对学业、前途乃至生命的全部押注。在那个年代，选择走上抗日道路，意味着随时面对死亡。但这五个年轻人没有犹豫。 二、武装抗日的第一枪：在敌后建立战斗力量 1932年5月，"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江北独立师"在巴彦县七马架子正式宣告成立，张甲洲任总指挥，于天放负责交通情报工作。这支队伍后来被党史记载为中国共产党武装抗日的最早实践之一。 彼时东北已全境沦陷，日伪势力渗透至城乡各处，汉奸告密之风盛行，抗日武装的生存空间极为逼仄。补给匮乏、弹药短缺、粮食断顿，是这支队伍每日面对的现实困境。于天放从事情报与交通联络工作，意味着他必须长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穿行，稍有疏漏便是杀身之祸。 该干，便是十余年。 凭借多年在绥棱、庆安一带的活动经历，于天放对当地山川地形了如指掌。这份积累，在日后的生死关头多次发挥了关键作用。 三、千里转战，苦难铸就的歌声 1938年冬，日伪当局对东北抗联发动大规模讨伐，推行归屯并户、坚壁清野政策，将山林与村屯之间的联系几乎全部切断，抗联各部陷入极度困境。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实施战略西征，于天放随李兆麟将军指挥的第三批西征部队出发，从绥滨薄鸭河一路跋涉至海伦八道林子，转战千里，部队减员近三分之一。 冰天雪地中的行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煎熬。脚下是冻硬的雪地，身上是单薄的军装，粮食早已告罄，有时只能以树皮草根充饥。马匹倒下了，人拖着冻伤的双腿也要继续前行。 这段岁月，后来被于天放写进了歌词之中。那便是东北抗联《露营之歌》中《冬征》一节，有句云："朔风怒号，大雪飞扬，征马踟蹰，冷气侵人夜难眠。"这首歌由李兆麟、于天放、陈雷等人分段合力完成，春夏秋冬四节，每一节都是用真实的苦难换来的，字字皆有血泪为证。 四、孤悬敌后，以寡击众 1942年2月，东北战场形势急剧恶化。抗联英雄赵尚志在梧桐河中伏牺牲，抗联主力大部已转入苏联远东地区整训。鉴于此，周保中、李兆麟任命于天放为三路军军政特派员，返回东北接替金策的工作。 此后，整个黑龙江境内能够坚持前线作战的武装力量，几乎只剩于天放率领的这支留守部队。没有后援，没有联络，在日伪的重重包围之中，这支孤军以绥棱深山密林为依托，开荒种地以解粮食之困，积蓄力量后集中兵力出击。1942年至1944年间，留守部队先后袭击庆安大罗镇、木兰石河镇、铁力汪洋镇等多处日伪据点，每次行动均打完即撤，干净利落，令日伪疲于应对。 五、铁骨不折：酷刑之下守口如瓶 1944年，于天放在黑龙江境内执行任务时不幸被捕，随即被押入日军看守所。日军对其施以灌凉水、上电刑等多种酷刑，意图逼取抗联的组织情报与人员信息。于天放始终一字未吐。 1945年7月12日深夜，于天放寻得时机，以一块烙铁砸晕日本看守，翻越高墙，消失在山林之中。战友赵忠良为掩护其脱身，主动断后，年仅二十余岁便牺牲于北安街头，临死未曾吐露一字。 两个人，一块烙铁，一堵高墙，一条以生命换来的退路。这是东北抗联精神最为具体的呈现。
从校园到密林，从战场到牢狱，于天放与赵忠良的经历说明，敌后斗争的胜利不只靠枪炮，也靠信仰、纪律与担当。回望这段历史，不是停留于悲壮叙事，而是要从中读懂中国人民在民族危亡关头的凝聚力与行动力，把红色记忆转化为守护和平、砥砺前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