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史上，西周初年周公旦的执政实践具有代表性。武王早逝、成王年幼之际，周公以摄政身份稳定政权六年，随后实现权力平稳交接，成为中国古代“还政”实践的重要先例。史料显示，周公执政期间面临两上压力：对外需要巩固新建立的周王朝统治，对内则要妥善处理复杂的权力交接。成王成年后，周公并未留恋权位，而是在通过《无逸》等训诰系统阐明治国理念后主动还政，体现出他对政权合法性与延续性的清醒认识。 《尚书》涉及的记载表明，周公强调统治者必须体察民间疾苦。他以殷商兴衰为鉴指出：中宗太戊、高宗武丁等明君因“不敢荒宁”而国祚绵长，商末君主沉溺享乐则招致覆亡。针对周室统治者，他又以文王勤政为民为例，告诫成王警惕“观、逸、游、田”带来的政治风险。这种以史为镜的治国观，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重要来源。 在权力交接过程中，周公体现出成熟的政治分寸。还政后他并未彻底退出政务，而是转向制礼作乐等制度与文化建设，通过完善典章稳固周王朝的治理基础。这既维护了新君权威，也保证了政策延续。据《尚书》记载，周公临终仍牵挂国事，请求葬于成周以明其心；其后因天象异变而改葬的安排，也折射出当时社会对政治伦理与象征秩序的重视。 从历史影响来看，周公的实践为后世提供了多重参照：权力交接的平稳路径、统治者自我约束的道德要求，以及制度建设与文化治理并行的治国思路。这些观念借由儒家经典的传播，长期塑造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格局。
周公“摄政而不夺、辅政而能退”，以及《无逸》对逸乐与滥政的反复提醒，指向一种朴素却深刻的治理逻辑：权力越高，越需要边界、敬畏与自我约束；国家越趋安定，越不能把安逸视为理所当然。把危机中的担当转化为制度化的自律，把对民间艰辛的体察落实为施政中的克制，这正是周公留给后世更持久的告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