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太湖那边暗沉沉的天，我想起这两年没放过的烟花爆竹，心里总觉着缺点啥。苏州城里不是早就禁了嘛，前年除夕夜我盯着窗外发呆，那感觉就像被人硬生生把什么宝贝给拿走了。今年我索性开车去太湖边上找找看，就想把那个“砰”的声音找回来。第一声鞭炮响起来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想要的不是那一团硝烟味，而是那种特别明确的“过年了”的感觉。 小年夜到年初五，窗外的爆竹声就跟财神爷的脚步声似的。我在春晚的催眠曲里迷迷糊糊睡着，零点的响雷一响又把我叫醒，嘴上骂着真吵死了，心里其实可高兴：原来又长了一岁，又能痛快地熬夜了。那个时候的我觉得鞭炮像玩具，烟雾是滤镜，整条弄堂的小孩笑声就像BGM一样好听。 小时候我们最爱玩的苏州话叫“惯炮”，那种小蝌蚪一样的摔炮一滚就炸响；还有叫“地老鼠”的霹雳舞球，在地上转圈尖叫，像真老鼠被夹住似的；女孩们手里捏着“狗尾巴花”——其实就是火花棒——细溜溜的棒子一会儿就烧没了。最让人忘不了的是“降落伞”，火箭似的往上窜，小伞盖在半空停住不动，好像把童年时光都给定格了。现在市面上还能看到那种叫“如意吉祥飞毛腿”的烟花，手持款一束束换颜色；到了年初五必须放的“大地红”还是一包一包地铺满地。 现在的年味其实没变味，变的是咱们这些人——以前盼着过年放假玩痛快了，现在怕熬夜怕失眠怕生病。朋友们总说春节越过越没味道了，其实不是味道没了，是咱们不再是当年那个满心期待的小孩了。夹在父母和孩子中间的我们活得像夹心饼干一样：不敢任性、不敢辞职、也不敢真正放松一下。蒲松龄在《聊斋》里写过那种“花落肩头”的恍惚感；是枝裕和也说过人生总有来不及的时候。热闹是他们的事儿，我们只能抓那一瞬间的恍惚。 当最后一束烟花烧完了，夜里又变得空荡荡的。我把车窗关上，把爆竹声留在后视镜里。那一刻我懂了：烟花好看不光是因为亮了多久，而是因为它用那一瞬间的亮光提醒咱们——该迷糊的时候就迷糊点吧；该发光的时候就得亮堂着；能跳舞的日子就好好享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