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服务如何从“有场地”走向“有内容、有人气、可持续”，是不少城市推进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中共同面对的课题。现实中，一些公共文化空间存在功能趋同、运营乏力、资源闲置等情况，背后反映出供给主体较单一、专业运营不足、社会参与渠道不够顺畅等结构性问题。宁波市江北区以改革破题，围绕“谁来办、怎么管、如何长久”探索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运营，创新推出“主理人+协理人+合伙人”机制，以制度化方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与运营，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从单向供给转向多元协同。问题在于：公共文化空间“建得起”不难，“用得好”更关键。过去一些文化设施主要依靠财政投入和行政管理模式运行，活动供给与群众需求之间存在偏差——内容更新慢、传播方式单一——难以形成稳定的参与人群和口碑沉淀。同时，老旧建筑、街区空间、社区角落等资源较为分散，缺少能统筹策划、持续运营的专业团队，导致“空间在、人不来”，甚至“有人来、留不住”的局面。在消费升级与城市生活方式变化的背景下，群众对文化服务的期待已从“看得到”转向“愿意来、经常来、体验好”，公共文化产品也需要更具参与性、互动性和品质感。原因在于：文化供给体系需要从“项目思维”转向“运营思维”。一上，公共文化服务优势在于公益属性，但并不意味着只能由政府单独承担。缺少市场化运营的专业能力和社会组织的灵活机制，容易出现活动供给碎片化、资源整合不足、绩效评估难落地等问题。另一方面，公共文化空间往往与社区治理、城市更新、商圈活力相互交织，需要建立可复制、可评估、可持续的运行机制，既保障公共属性与公平可及，又能形成内容创新和传播增长的内生动力。江北区的改革实践，将“人”作为撬动空间的关键变量，形成三类角色分工协同的运行结构。其一，“主理人”负责做出空间特色、打造内容品牌。以新马路百年老宅改造的公共文化空间为例，通过读书会、公益课程等活动持续供给，累计举办近130场公益文化活动，吸引线下上万人次参与，线上传播触达超755万人次，体现出“空间+内容+社群”联动的效果。姚江畔，将闲置空间改造为集咖啡、展览、演艺于一体的综合空间，通过新年音乐会、社区联欢等活动聚拢人气，说明专业化、场景化运营能够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黏性与覆盖面。其二，“协理人”在基层一线负责日常维护与组织动员，让文化空间“有人管、有人办、能常态”。在城乡社区、农村文化礼堂与“15分钟文化圈”点位，协理人既是管理者，也是活动策划者和需求对接者，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更贴近居民日常生活，形成覆盖更广、响应更快的服务网络。其三，“合伙人”推动跨界资源共同投入，形成公益与活力的良性循环。商圈嵌入式公共文化空间的探索表明，文化活动能够提升商业空间的公共性与吸引力，带动客流增长；而商圈在场地、客群与传播上，也为公共文化服务拓展了新场景、新渠道。影响正在显现：一是存量资源得到有效盘活，城市更新与文化传承相互促进。江北通过该模式改造利用多栋百年老建筑，在保护前提下推动历史建筑“用起来、活起来”，让文化街区从“观光式”转向“沉浸式、体验式”。二是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更贴近需求，群众参与更充分。社区城市书房与公共图书馆体系联动，实现通借通还，并通过更有互动性的活动提升参与度，逐步成为社区“公共客厅”，体现出公共服务的便利与亲和。三是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路径更清晰，带动社会资金投入，提升了公共文化项目的可持续性与创新能力。四是治理效能继续提升，多方协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包揽”的压力，使公共文化服务从单点活动走向更体系化的运营。对策层面，江北的做法强调用制度为社会化运营“定规则、划边界”。通过出台实施办法，建立从主体准入到绩效评估的全链条机制，明确边界、规范流程、强化考核，既保障公共文化空间的公益属性与内容导向，也为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专业团队提供稳定预期，避免“重引入、轻管理”“重热闹、轻质量”等问题。，坚持“一空间一特色”的差异化发展思路，围绕空间定位、内容供给和服务对象进行组合配置，减少同质竞争和资源重复投入。面向前景，公共文化空间社会化运营有望在更大范围释放综合效益。随着城市生活圈加快构建、文旅融合推进以及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将更注重场景创新、数字传播与跨界联动。下一步，关键在于持续完善三上工作：其一，建立更精细的需求反馈与评估体系，以群众满意度、参与频次、内容质量等指标引导运营提质；其二，强化人才支撑与梯队建设，为主理人、协理人提供培训与成长通道，提升专业策划、传播运营和公共服务能力；其三，进一步拓展合伙人网络，引导更多社会组织、企业、院校与专业机构参与共建，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公共文化服务新模式，为城市软实力提升与共同富裕背景下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经验。
从百年老宅里的文化沙龙到商场里的艺术展览，宁波江北的创新实践呈现了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的转型路径：政府从直接供给者更多转向规则制定者和平台搭建者，社会力量在文化建设中发挥更重要作用。我们看到的是传统文化空间在保护与活化中的再生，也是城市治理现代化在基层场景中的落地。这既是一场关于文脉传承的实践，也是一项社会治理创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