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科学家苏婧十余年深耕水污染治理 用科研成果守护江河湖海生态安全

问题——水环境治理进入深水区,管理“抓手”亟待更精准 近年来,我国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但湖泊富营养化、地下水污染风险、面源污染等问题仍长期存、成因复杂。一些地区在治理实践中面临共性难题:一上,营养盐等关键指标的环境基准与标准如何科学确定、如何与分区管理衔接,直接影响治理目标是否合理;另一方面,政策要求如何转化为工程实施与监管可操作的技术细则,决定了治理能否“看得见、算得清、落得下”。,围绕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形成的系统性技术供给,成为提升治水能力的重要支撑。 原因——从“经验治理”走向“科学治理”,需要跨学科与全链条方法 湖泊水体变化受自然条件、污染结构、生态承载力等多因素共同影响,单一指标或单一学科难以解释其机理,也难以支撑分区分类施策。过去一段时间内,一些水环境管理环节存“基准难定、标准难落、经济可行性难评估”的短板:基准研究与监管标准衔接不足,技术路径与成本约束考虑不够,导致“该不该控、控到什么程度、怎么控最合算”等关键问题缺少统一的量化依据。同时,治理政策多、任务重,若缺乏配套技术指南与评估工具,基层在项目实施、监管执法、绩效考核中容易出现标准理解不一、执行尺度不一等情况。 影响——方法创新与成果集成,为治水提供可复制的技术“工具箱” 围绕上述痛点,苏婧长期参与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重大任务涉及的研究与集成工作,推动形成更具可操作性的技术框架。 在基准—标准研究上,她带领团队综合运用毒理学、统计学与模型等方法,提出更强调分区、分级、分期的制定思路,并构建分层次的技术经济评估路径,使环境目标与可承受成本之间建立更清晰的对应关系。相关方法的意义于,既能回答科学问题,也能回应治理需求,为不同地区“因地定目标、算清账后定方案”提供支撑。 在政策落地层面,她参与水污染防治相关政策配套技术工作,将政策条款拆解为可核查、可监测、可执行的技术要求,形成多项指南类成果,为后续排污口排查整治、黑臭水体治理、地下水污染修复等工作提供技术参照。通过把科研证据转化为工程语言与监管语言,缩短了从研究到应用的距离。 在成果集成上,面对重大专项收官阶段项目多、数据量大、成果分散的挑战,她组织开展集成攻关,将分散成果凝练为成套技术与关键技术清单,形成标志性报告与综合性总结材料,为宏观决策、行业推广和地方应用提供系统支撑。集成工作的价值不仅在于“汇总”,更在于“筛选、验证、归纳与可推广”,使多年攻关成果以更清晰的结构呈现给管理部门与一线治理主体。 对策——以系统思维推进“基准—标准—工程—监管”贯通 业内认为,下一步治水需要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治理,关键在于四个“贯通”:一是基准研究与标准制定贯通,提升标准的科学性与可达成性;二是标准目标与工程技术贯通,形成从目标到技术路线的闭环;三是工程实施与监测评估贯通,完善过程控制与绩效评估体系;四是科技成果与基层能力贯通,通过指南、工具、培训与示范工程提升落地效率。围绕这些方向,持续加强跨学科研究、数据共享与模型工具建设,完善技术经济评估体系,有助于提高治理投入产出效率,减少“重复治理”和“低效治理”。 前景——黄河与面源治理成为重点,科技支撑将更加注重协同增效 随着治理重心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防控、从点源治理转向面源治理与生态修复并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饮用水安全保障等领域对科技支撑提出更高要求。未来一段时期,治水将更强调流域统筹、上下游协同、岸水共治与多目标协同管理,要求科研团队在监测网络优化、污染溯源、生态响应机制、治理成效评估等持续攻关。同时,技术供给也将更注重“可复制、可推广、可监管”,推动形成一批适用于不同区域的组合技术与管理工具,为持续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治水是一项需要耐心与定力的系统工程,既要依靠实验室的精密与严谨,也要经受江河湖海一线的复杂与检验;只有把科学基准、管理标准与工程实践贯通起来,把分散成果转化为可推广的成套方案,才能让治理决策更科学、投入更有效、成效更可持续。面向新阶段的流域治理任务,持续的集成创新与人才接力,将为守护江河安澜、保障民生用水安全提供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