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的，在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战场上，有一群人特别值得咱们聊聊。他们不是在博物馆里搞研究的研究员，也不是天天巡逻的保安，可他们却一直守在陵园石刻和老房子边上。就在前不久，记者跑到陕西乾陵那儿转悠，发现这帮义务文保员居然还在用“传家宝”的方式延续着守护的工作呢。 你看乾陵北门石刻区那边，周彦辉五十多岁了，每天至少要去查看三次。他把生锈的铁门一推开那动作，熟练得像回家一样。这片野地有二十多亩大，六尊唐代动物石雕就摆在路两边，风吹日晒快上千年了。周彦辉的活儿挺多：看看石刻有没有移位或者坏了、把周围的杂草清理干净、还得拦住游客别乱爬，晚上还得配合安保队一起巡逻。其实不光他一个人这么干，乾陵这儿像他这样的义务文保员一共17个呢，平均岁数都得55岁往上走了。 昭陵那边的马新仁守护的是一座土堆墓。到了冬天巡查的时候，酸枣刺扎进手掌那是常有的事，“必须得用针挑出来”已经成了他的家常便饭。还有70岁的李军仁，为了核实一个拍照的人的身份，从80米远的家里一路跑了过来。这些事儿都能看出来咱们国家田野文物保护的难处：好多不能搬走的文物都藏在大山野地里，专业的人手根本不够看，只能靠民间的力量来补漏。 其实这种义务文保员的情况是有历史原因的。上世纪80年代以后考古发现多了，好些村子周围的村民就自发开始照看那些老遗址。周彦辉的父亲周明选就是在90年代石刻挖出来后成的第一批文保员。他在旧看守房墙上写标语、给村民讲文物的价值。这一套“在地守护”的模式既因为村民对家乡有感情，也因为那时候专业的保护力量确实不够用。 深层次来看，这也反映了咱们国家文物保护体系的阶段性特征。以前钱不多的时候，大家就靠“群众路线”来动员社会上的人来帮忙。政府部门发奖状、评选先进人士就是为了建立个激励机制。乾陵博物馆每年都开大会评选优秀文保员，这就是那时候定下的规矩了。 虽说条件挺艰苦的，可这些义务文保员发挥的作用谁也替代不了。他们对当地地形和气候最熟悉了，石刻风化或者土堆滑坡这种危险都能及时发现；而且他们作为本地人对陌生人的动静也特别敏感，防着有人来偷东西破坏。到了2025年10月李军仁及时拦住拍摄者那次检查，就是这种“在地监控”优势的最好证明。 更关键的是，他们成了连接文化遗产和社区的一条纽带。周彦辉父子两代人不光看着那些石头像，还会跟游客还有老乡讲乾陵的历史故事。把专业的保护知识变成了大家都懂的土话。这种“活态传承”让文物保护不再是政府单方面的事情，而是变成了大家一起记得的共同记忆。 不过面对这些文保员年纪大了、后面没人接手的现状得想想办法才行。眼前最要紧的就是改善工作条件。冬天的棉衣、巡逻用的安全设备、还有基本的医疗保障都得给他们报销一部分。中期得弄个培训体系把老经验和新方法结合起来提高巡查的专业性。长远看还得搞点新鲜的参与模式吸引年轻人和退休的专业人士来帮忙；把文物保护写进村里的规矩里；试试“认养文物”这种创新办法让企业和社会组织也能出力。 说到底就是要把那种临时的、光靠感情的守护变成有制度、有专业水平的协作才行。未来随着国家在文物保护上的钱越来越多专业队伍也越来越壮大，义务文保员的角色肯定得变一变。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就没用了，而是得重新找个定位以后他们可能更多的是当“信息员”和“宣传员”。利用本地的知识帮着监测环境、记录文物情况、传扬地方记忆。周彦辉的儿子以前说过“爸爸不干了我来干”这话挺让人感动的但也得靠制度保障才行。 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建成一个“专业机构领着干、社区一起上、大家一起参与”的保护大网义务文保员作为离文物最近的一个环节他们的经验和热情应该好好地融入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体系里去才行。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乾陵神道两边的石像被余晖拉得老长影子周彦辉锁上门开始夜巡这一锁锁住的是文物安全这一巡巡的是千年文脉从周明选墙上的标语到周彦辉床头的奖状从马新仁手里的酸枣刺到李军仁狂奔的脚步这些朴素的守护背后藏着文化遗产在民间扎根的生命力等专业保护体系越来越完善的时候怎样把这份源于土地的情感和责任继续传下去怎么把自发的守护变成可持续的文明传承力量这或许比单纯问“谁来守”更有深意文化遗产保护的最终目的不光是把东西留在原地更是让守护的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