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经济体量大、产业结构偏重的省份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既要守住底线，也要解决“减排与发展并行”的现实压力。
江苏作为制造业大省，工业排放总量大、能源消耗强度高，叠加交通源与区域传输影响，大气污染治理长期面临治理成本高、技术门槛高、协同难度大的挑战。
同时，水体污染、土壤风险管控、固废处置等问题相互交织，生态环境治理进入从“治标”向“治本”、从单项治理向系统治理转型的关键阶段。
原因——环境质量改善离不开政策引导与工程投入，更离不开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的精细化治理能力建设。
委员通道上，徐海涛以一组变化数据说明治理成效：2013年至2025年，江苏优良天数比率由60.3%提升至83.8%，PM2.5浓度由73微克/立方米降至31.3微克/立方米，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较好水平。
长期监测与影像记录形成的“蓝天日记”，从侧面呈现了污染防治攻坚与监测体系建设的连续性。
徐海涛认为，大气治理既依赖管理与工程措施，也受到气象条件影响，但决定性变量在于技术进步与治理模式创新：用更低的能耗、更少的投入实现更稳定的减排效果，是从“达标”迈向“高质量改善”的必由之路。
影响——持续改善的空气质量不仅提升居民获得感，也为高质量发展夯实环境承载基础。
一方面，PM2.5下降与优良天数增加，有助于降低健康风险、改善城市形象和营商环境；另一方面，治理方式由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控制延伸，将倒逼企业加快设备更新与绿色转型，推动“减污降碳协同”从理念走向可操作、可衡量的路径。
同时，污染防治向水、土、海洋等领域协同推进，将对城乡空间布局、产业结构调整和生态保护修复提出更高要求，需要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与政策工具。
对策——以科技攻坚提升污染治理“性价比”，并通过制度化履职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公共决策支持。
徐海涛介绍，围绕工业烟气碳污协同治理，科研团队依托新型研发机构与创新联合体开展持续攻关：在脱硝领域，研发稀土脱硝催化剂，拓展适用温度窗口，降低氮氧化物治理能耗；在脱硫与资源化利用方面，探索将烟气脱硫副产物转化为化工产品的技术路线，推动从“单纯投入”向“收益回流”转变；在固废处置环节，针对高含水工业污泥开发直接阴燃技术，将处置成本显著压降。
徐海涛同时表示，科研追求的是关键技术从“能用、好用”到“实用”的跨越，而委员履职则要推动建言从“有用、有效”到“有为”。
“十四五”期间，他围绕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土壤污染防治等方向开展调研并提出多项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旨在把一线实践与治理需求对接起来，促成更具针对性的政策供给与治理方案。
前景——面向“十四五”收官与更长周期的生态文明建设任务，江苏生态环境治理正从强力攻坚走向巩固提升，关键在于保持政策定力、强化系统观念、扩大创新供给。
下一阶段，随着减污降碳协同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需要加快绿色工艺替代与清洁能源应用，推动污染物与温室气体“一体化治理”；城市治理要更加注重交通源精细管控和区域联防联控；水环境、土壤与海洋生态保护则需完善风险识别、监测预警和修复路径，形成“源头严控—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闭环机制。
随着更多关键技术实现工程化、产业化落地，治理成本有望进一步下降，环境改善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将持续增强。
从“雾霾围城”到“蓝天常驻”，江苏的治污实践印证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深刻内涵。
当政协委员的智库优势与科研工作者的技术专长形成合力，绿色发展的“施工图”正加速转化为“实景画”。
这片土地上持续上演的生态变革启示我们：守护绿水青山，既需久久为功的定力，更离不开创新这把金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