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约框架下的战略谋划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凡尔赛和约》对德国海军施加严格限制，规定主力舰排水量不得超过10000吨；但条约并未消除德国海军扩张的意愿。进入20世纪30年代，国际裁军谈判陷入僵局，德国海军高层开始系统筹划如何摆脱条约束缚。 海军司令雷德尔与时任总理布吕宁早已形成共识：在推进“德意志”号与“舍尔海军上将”号两艘在建舰艇的同时，视国际形势变化适时启动后续建造，并借此逐步突破条约限制。驻国联裁军委员会的弗雷贝格海军中将通过情报研判认为，建造四艘25000吨级新型装甲舰已不可避免，此判断在海军内部获得了较广泛认同。 二、政治更迭未阻扩军步伐 1932年5月，德国政坛发生剧烈变化。布吕宁政府倒台，库尔特·冯·施莱彻尔相继排挤对手并掌握实权。但政治人事的更迭并未实质影响海军扩军节奏。施莱彻尔执政后不久，便授意将海军规模扩充至六艘装甲舰，并以含蓄方式暗示新舰可在现行条约之外寻求空间。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后，海军扩军计划随即提速。雷德尔同月下令修订“装甲舰D”设计，明确要求新舰在吨位与主炮口径上具备与法国“敦刻尔克”级对抗的能力。至此，“装甲舰D”已从条约框架内的技术改良，转变为面向外部竞争的扩军工具。 三、三套方案的博弈与取舍 1933年4月，围绕“装甲舰D”的专项论证会议召开，设计部门提交三套方案，方向差异明显。 第一套方案以“斯佩伯爵”号为基础做深度改进，排水量18000吨。方案通过加长舰体、增设第三座三联装主炮塔并换装大功率柴油机来提升性能，但主装甲带仅120毫米，防护短板突出。 第二套方案继续放大舰体，设A、B两个分支，主炮分别为六门283毫米炮与330毫米炮；副炮改为双联装150毫米炮，防护与高射火力均有增强，航速要求不低于27.5节。 第三套方案排水量达26000吨，主炮与动力系统均提供多种选项（柴油机或高压蒸汽轮机），最高航速可达30节，整体性能已接近标准战列舰。 但在最终取舍上，雷德尔的态度出现摇摆。出于对英国可能强烈反应的担忧，他暂时搁置希特勒偏好大型战舰的倾向，将“装甲舰D”的初步定案压至18000吨级。 四、现实压力推动吨位持续攀升 雷德尔的保守选择很快受到外部局势与技术现实的挑战。法国宣布建造第二艘“敦刻尔克”级战列巡洋舰，直接削弱了18000吨方案的说服力。另外，设计团队反复核算后确认：在18000吨的框架内，难以同时满足防护厚度、主炮威力与高速等关键指标，矛盾无法通过局部优化解决。 在多重压力下，“装甲舰D”的设计排水量两次上调：先提高至22000吨，最终定格在23600吨。定型方案代号D3b，采用长艏楼船型，长宽比约8:1，有利于获得更高航速；舰桥布局与后来的“沙恩霍斯特”号相近，外形与能力取向已明显向战列舰靠拢。 五、技术参数折射战略意图 从定型方案看，“装甲舰D”的23600吨设计相较“德意志”级，火力虽有加强，但主武器仍为六门52倍径280毫米炮，前后各一座三联装炮塔，每门炮备弹150发。副炮为八门双联装55倍径150毫米炮，高射火力包括若干双联装88毫米炮与37毫米炮。更宽裕的甲板空间也为后续增配轻武器留下余地。 这些参数显示，德国海军的设计重点已从“符合条约的改良”转向“面向实战的综合能力”，条约限制在实际层面逐渐失去约束力。
回看“装甲舰D”吨位不断上调的过程，可以清楚看到条约体系在现实政治与安全焦虑面前的脆弱：当规则缺少互信与有效执行，便容易被技术细节与名义空间逐步架空。排水量的每一次增加，表面是工程参数的调整，背后却是战略判断变化与国际关系紧张度的体现。如何在安全需求与军备控制之间建立更稳固的平衡，依然是国际社会必须反复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