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跟朋友闲聊天，我就讲了件老古话。大概是在明清那会儿，山西人非要“走西口”，去干嘛呢？西口这地界，现在具体是啥地方？我把这个事儿细细捋了捋。 其实啊，山西人向来念旧，平常哪里都不去，实在是逼不得已才背井离乡。历史上山西人有两次大迁徙，一个是明初的大槐树移民，另一个就是这走西口了。虽然跟闯关东、下南洋一样出名，但当时山西人根本不是去享受，都是为了活下去。 咱先说这生存压力。放眼整个华北，山西控着山河，位置好，战乱少，日子过得挺安逸。可一到盛世搞开发，山西这地儿劣势就出来了。黄土高原、山地多，土地也不肥沃，粮食产量低。本来就不够吃饱，一碰上旱灾更是要命。文献上说明清那300年里，山西全省性的灾害一百多次都不算少，平均三年就来一回。最狠的那回光绪年间的“丁戊奇荒”，整整三年没下一滴雨，连草根树皮都吃光了。现在在稷山县、河津、夏县还有夏县的那几个地方还能看见刻在石头上的记载，真的是太惨了。 再看看晋北那边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这顺口溜说的就是当时的惨状。在这种压力下，男人们只能跑到口外来找活路。 除了天灾还有人祸呢。清朝人口暴涨的时候，山西人均耕地少得可怜。康熙时候才1.3-1.4亿人，到了道光年间更是达到了4.1亿。人多地少怎么办？清朝人就评价山西“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大同地区丰年亩产还不到一斗呢。这样的环境怎么种地？最后官绅还拼命抢地、过度开荒把水土都流了。 除了这些自然和社会因素，政策也在推动大家往外跑。康熙那会儿实行了“移民实边”，让沿边的贫民到口外种地。乾隆后期又放宽了蒙禁，允许汉人去租地。政策松了口，大家才敢从雁行式的春去秋归变成长期定居。 那么到底西口在哪呢？现在一般把“杀虎口”叫成狭义的西口，它就在朔州右玉县那边长城上的一个关口。以前叫“杀胡口”，后来为了民族团结改了名。广义的话就是指从山西、陕西通往内蒙的那些路和关口了。像陕西的府谷口、河北的独石口、张家口这些都算广义的西口。 说到山西人走西口那可是被逼无奈。他们骨子里聪明得很，就是太恋家了。等到真的走出去开了眼界之后，聪明劲儿立马就上来了。这就有了历史上鼎鼎有名的“晋商”。现在乔家大院的“复盛公”、包头那边的“大盛魁”这些大商号都是这么来的。 更重要的是文化融合。山西人带了方言和饮食习惯过去，让内蒙古包头和呼和浩特的风俗跟山西大同没什么两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