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工业基础薄弱、技术人才紧缺，对外合作在恢复与建设中确实起到重要作用；但当外部环境变化、合作受挫时，少数人出现依赖外力、低估自身能力的倾向：把外援当成“唯一支撑”，把摩擦与分歧简单归因于自身立场“过硬”，甚至对国家既定方针产生动摇。这类心态不仅影响决策氛围，也容易削弱干部队伍的斗志和社会预期。 原因—— 一是历史心理惯性。近代以来长期积贫积弱，一部分人形成“技术与制度不如人”的定势，遇到压力先退让、遇到争议先自责，缺少平等合作的底气。二是建设基础薄弱带来的现实焦虑。大规模工业化对设备、图纸、专家和管理体系依赖较高，一旦外部支持中断，项目推进会立刻遇到困难，悲观情绪容易被放大。三是对国际关系复杂性的认识不足。对外合作既有互利一面，也受国际格局、意识形态分歧和战略利益变化影响。若把合作伙伴当作“主心骨”，对方政策调整时就容易陷入被动，甚至出现不必要的自我否定。四是干部作风与担当问题。少数干部习惯“向上看、向外看”，缺少啃硬骨头、担风险的准备，遇事倾向于找依靠、找借口，而不是找办法、找路径。 影响—— 其一，削弱发展战略的自主性。把外援过度神化，容易在产业布局、技术路线和项目选择上形成路径依赖，降低自主创新的紧迫感。其二，干扰社会信心与组织动员。建设时期最宝贵的是信心与组织力，若悲观论调蔓延，干部群众容易形成“干不成”的预期，进而影响生产与科研推进。其三，损害国家尊严与对外谈判地位。对外关系强调平等互利，若内部先“矮三分”，外部压力更容易转化为现实约束。其四，扭曲干部评价导向。若把“顺从外部”当作稳妥，把“遵循原则”视为冒进，就可能让敢担当、敢创新者受委屈，不利于形成健康的用人导向。 对策—— 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借京剧《法门寺》中“贾桂”这一丑角形象作比喻，用通俗而尖锐的方式提醒干部：对外合作可以争取，但立身之本必须是自信、自立、自强。针对“外部支持一撤就不行”的说法，他强调要把困难估计充分，把办法想在前头，把依靠放在国内，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在于提升三种能力：一是战略定力，面对外部变化不慌乱、不动摇；二是组织动员能力，把分散资源集中到关键工程与关键环节；三是自主攻关能力，以人才培养和技术积累支撑长期发展。事实表明，在外部条件骤变后，我国通过调整项目计划、整合科研力量、加强关键领域攻坚，推动工业体系继续完善，并在国防科技等领域取得突破，用实践回应质疑、以成果提振士气。 前景—— 回望这段历史，其启示依然清晰：开放合作是发展之路，但现代化不可能建立在对他国“施舍”或“依附”之上。国际环境越复杂多变，越要坚持独立自主，越要把创新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未来推进高质量发展，同样需要在扩大开放中守住自主性，在合作与竞争中增强韧性，在关键核心技术上持续突破，在制度与人才体系上形成稳定支撑。用好外部资源，但不把命运交出去；借鉴他国经验，但不丢掉自我判断，这是推进现代化必须长期坚持原则。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规律常常相通。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既要善于学习，也要敢于创造；既要保持开放胸襟，也必须守住独立人格。挺直脊梁不是排斥合作，而是在合作中保持清醒与自信，在压力面前保持定力与担当。唯有把信心建立在自身努力与制度优势之上，才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稳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