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基层矛盾纠纷呈现多发易发态势，类型也更加多样，既有合同、质量、商标等商事纠纷，也有土地补偿、劳资关系等民生问题；一些纠纷表面是法律争议，背后却交织着情感牵扯、政策理解偏差和沟通不畅。若仅依赖“坐堂审理”，往往会出现事实难查清、当事人心结难解、矛盾外溢甚至引发连锁诉讼等情况，司法供给与群众期待仍需更好衔接。 原因：一方面，不少争议的关键证据不卷宗里，而在生产现场、交易环节和社区生活中，仅靠书面材料难以还原真实情况。另一上，部分群众法律意识相对薄弱，遇到纠纷更倾向于“讲情绪、讲经验”，对政策规定和法律后果理解不足；同时基层治理主体多元，若缺少有效衔接，纠纷容易久拖不决。同时，群众对司法的获得感不仅来自判决结果，也来自程序是否便民、释法是否到位、执行是否及时。 影响：丽水法院以“行走”回应现实需求，推动司法资源向一线延伸，在查明事实、定分止争上更具针对性。例如在设备质量纠纷中，法官不让争论停留在术语和数据上，而是到工厂现场核实设备运行状况，让技术事实“看得见”，从而更快促成调解协议，实现“案结事了”。在涉土地补偿的矛盾中，法官通过入户走访、方言沟通，既弄清群众情绪的来源，也将征收补偿依据逐条讲明，推动村集体与当事人依法协商，最终把“政策账”“法理账”算清楚，把“人情账”讲明白，避免小纠纷拖成大矛盾。 更深层的影响在于以案促治。针对一批商标权纠纷中“小超市店主多、法律意识弱”的特点，当地法庭将庭审搬进社区，邀请同类经营者旁听，并在庭后开展针对性普法，讲清规范进货、风险识别与责任边界，促使经营者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整改，减少同类纠纷再发。数据显示，去年以来丽水全市法院到纠纷发生地、群众“家门口”开展巡回审判285次，形成“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带动效应。 对策：围绕“让司法更贴近生活”，丽水法院在机制上进行了多点探索：固定设立“法官走访日”，推动法官常态化深入村社；在人大代表、人民调解员家中设立“调解驿站”，把矛盾化解端口前移；选派法官担任村社“法治书记”，以专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工作方法上，坚持调查核实与释法说理并重，既到现场查明关键事实，也到群众身边听取真实诉求；坚持调解优先与依法裁判衔接，能调则调、当判则判；坚持普法与治理结合，通过巡回审判、旁听庭审、法治课堂等形式，把规则讲清、把边界讲透。 同时，“行走”不止于审判环节，也延伸到判后与执行。龙泉一汽配公司破产后，32名工人58万元工资一度无着落。承办法官走访上下游企业，梳理债权债务，提出压缩闲置空间、出租厂房并约定租金优先支付欠薪的方案，使欠薪有了兑现路径，企业也得以继续经营。为减少群众往返成本，法官和同事利用下班时间分送工资款，让执行更及时、更贴近民需。这类做法回应了群众“拿得到、拿得快、少折腾”的现实关切，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劳动关系预期。 前景：从治理逻辑看，“行走的人民法庭”说明了司法理念从“以庭审为中心”向“以人民为中心、以事实为基础、以效果为导向”的更深化。随着基层治理精细化要求不断提升，此类机制有望在更多领域形成可复制经验：一是强化与调解组织、村社自治力量、行业协会的协同联动，构建“发现—分流—调处—裁判—反馈”闭环；二是完善巡回审判与普法教育的结合，把典型案件转化为行业合规指引；三是推动便民服务与数字化手段融合，在不增加群众负担的前提下提升司法效率与透明度。关键在于守住依法办案底线，确保“走出去”不是简单外出办案，而是把程序正义、实体正义与社会效果更好统一起来。
"行走的人民法庭"工作法的推行，表明了丽水法院对司法为民理念的持续落实。法官用脚步深入基层，在现场查明事实，在沟通中化解心结，用可感可及的方式回应群众关切。此做法既提升了纠纷化解的质量与效率，也让司法更自然地融入群众生活，使法律从纸面规则转化为现实保障。随着基层治理现代化不断推进，这类实践为各地法院完善便民司法、提升治理效能提供了可参考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