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一纸合同牵出“租金账”与“信任账” 茂名化州市桥苔村水网密布、养殖基础较好，鱼塘经营是村民重要增收渠道之一；此前，承包村集体鱼塘的经营者明某与村合作社因租金支付发生争议，租金涉及2024年至2025年度合计5.6万元。双方从协商走向诉讼，表面是合同履行问题，背后还叠加了灾后生产受损、沟通不畅，以及集体利益与个体经营风险如何分担的分歧。 原因：自然灾害冲击叠加处置分歧，矛盾被“拖”成对立 纠纷的导火索是2023年台风导致塘基周边树木倒伏。承包方认为倒树长期浸泡使水质变差、鱼苗成活率下降，经营现金流吃紧，短期难以按期缴租；同时提出尽快清理倒树恢复生产。但部分村民担心影响定损取证，主张保留现场，清障迟迟未能推进，水体环境深入恶化。合作社则要保障村集体日常支出，租金不到位影响公共事务运转，也担心“宽限”变成长期拖欠。灾后恢复、证据保全与经营自救缺少统一安排，使原本可通过协商解决的矛盾逐步升级。 影响：从单案纠纷延伸到基层治理成本与产业稳定 此类涉集体资产承包纠纷若处置不当，容易产生连锁影响：一是当事双方关系紧张，影响后续生产协作与邻里互助；二是集体资产收益波动，村级公共服务与治理经费受到影响；三是暴露出养殖等涉农产业抗风险能力不足，若灾后恢复缺少专业指导与规则支撑，经营风险可能进一步上升。更关键的是，纠纷若只停留“判输赢”，即使权利义务明确，也可能留下隔阂，不利于基层长远和谐。 对策：联动平台把“就案办案”变为“系统解纷”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没有直接裁判，而是依托“法院+综治中心”联调机制，联合镇司法所、平安法治办等力量组成调解小组，进村入户核实事实、梳理争点。调解中，一上采用“背对背”沟通，分别了解承包方的周转困难与合作社的集体资金压力；另一方面通过综治中心平台引入行业人士意见，就“倒伏树木长期浸泡对水质和鱼苗成活的影响”等专业问题形成相对客观的参考，避免争议陷入各执一词。 此基础上，调解沿着“法律框架+情理修复”双线推进：一上向合作社明确，作为发包方应合理范围内保障承包方正常经营，推动生产恢复；另一上引导承包方正视合同义务，提出可执行的补缴与分期安排，明确支付期限。最终，双方就租金补缴情形与支付节点达成一致，并在履约后逐步修复合作关系。回访显示，合作社在寒潮来临前协助采取养殖应急措施，产业互助关系得到重建，纠纷也从“对簿公堂”转向“共同纾困”。 前景：以一站式解纷推动矛盾分层过滤，夯实基层善治底盘 从个案看，联动机制的关键在于把化解关口前移：调解、司法确认、诉调对接等功能在综治中心实现就地集成，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获得专业服务。茂名法院依托司法惠民服务中心，将全市法院159个站点嵌入综治中心体系，形成“党委领导、法院主推、部门协同、基层落实”的工作格局。当地还通过建立“县—镇—村”三级专业解纷队伍，选派审判岗位人员常态化入驻，完善“调解优先、诉讼断后”的分层过滤机制，推动矛盾纠纷在基层发现、在一线化解。 机制建设上，当地探索“普法先行、调解赋能、联席共治”的路径：通过普法提升群众对综治中心的知晓度与信任度；通过法官带教、驻点指导提高基层调解专业化水平；通过联席会议联动行政机关、行业组织等共同研判，从“单打独斗”转向“协同治理”。同时，围绕物业、劳动、涉企、邻里、婚姻家事等高发领域，推动清单化管理和专项调解小组运作，做到受理即分流、分流即调处；对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案件，采用速裁快审就地办理，降低维权成本、减少诉累。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基层治理现代化推进，矛盾纠纷呈现类型更丰富、利益更交织、专业性更强等特点，单靠单一部门难以高效应对。以综治中心为枢纽整合司法、行政、行业与社会资源，有助于把“事后裁判”延伸为“事前预防、事中调处、事后修复”，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规则引导与关系修复并重。
茂名法院的此实践，展示了司法为民在基层治理中的现实路径。通过司法力量下沉、资源整合与机制联动，法院不再只是作出裁决的一方，也成为基层治理的参与者和推动者。这既缓解了诉讼压力，也让群众获得更便捷、更高效的司法服务。更重要的是，它推动纠纷处理从“就案判决”转向“实质化解”，从“分出胜负”转向“修复关系”。随着机制更完善并推广，基层治理的运行将更规范，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有望持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