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的军事化水平已达到冷战结束以来的高点。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统计，全球国防开支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出现明显起伏。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地缘紧张缓和，全球军费一度大幅回落，降幅接近30%。但这个趋势很快止步，并在进入21世纪后逐渐反转，2001年“9·11”事件后上升更加快。按不变美元计算，全球国防开支从世纪之交约1.25万亿美元增至2024年近2.7万亿美元，增长超过一倍。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裁军事务高级代表中满泉指出，如今军事化加剧并非偶然，而是安全观念变化、地缘竞争升温以及多地冲突叠加作用下的长期结果。其演变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冷战结束后的短暂缓和期过去后，国际安全环境逐步走弱；反恐战争开启带动防务预算扩张；近年来大国竞争回潮、地区冲突更趋频密，进一步推高全球军费。她强调，这不是“一夜之间”的变化，而是二十年来偏重短期安全、忽视长期稳定的累积后果。全球安全组织高级研究员托马斯·纳吉认为，很难为当前趋势找到唯一的起点，但可以确定的是多重因素在同步推进：大国竞争回潮、地区冲突扩散、不安全感上升，以及军费持续走高等长期变化相互叠加，塑造了高度军事化的国际环境。需要指出，这一轮军事化的突出特点在于范围更广。军费上升的不仅是传统大国，也包括长期动荡的中东地区，以及部分亚洲、非洲国家。纳吉指出，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国防支出都比几十年前更高，说明军事化已成为全球性现象。军事化水平抬升带来多项负面后果。中满泉指出，随着先进军事能力从少数国家扩散到更多地区，冲突更趋城市化，对远离战场的平民造成严重伤害。这种扩散既增加了地区冲突的复杂性，也抬升了整体安全风险。，高军费挤压发展、教育和民生投入，形成典型的“安全困境”：各国为提升自身安全不断加码军费，却加重相互疑虑与对抗，最终削弱整体安全。展望未来，专家普遍认为短期内难以扭转。纳吉表示，军事化水平下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总体而言前景审慎悲观，很难认为未来几年会趋于稳定”。无论军费走势还是专家判断，都未显示出明显的反转信号。中满泉进一步警告：若趋势延续，到2035年全球军费可能达到6.6万亿美元，约为冷战结束时的五倍。这一预测凸显了军事化加剧的严峻程度。面对挑战，中满泉提出应对方向。她强调，若全球不作战略调整，转向外交、透明与多边主义，军事化可能形成自我强化的循环，拖累发展并加剧不稳定。这意味着国际社会需要在安全政策上作出实质转变：从军事对抗转向对话合作，从短期安全计算转向长期稳定建设。
军备竞赛表面上是预算与装备的比拼，本质上反映的是信任缺口与规则受损。历史一再表明，单靠扩军备战难以带来持久安全，反而可能把国家推入高成本、低确定性的对抗循环。面向未来，推动对话、提升透明度、加强多边合作，在回应安全关切的同时兼顾发展需求，才是降低系统性风险、守住和平底线的现实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