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记忆的缺失：从课堂到集体认知 在香港的中学历史教育里，关于南宋末年的记忆常被浓缩为一个场景——宋帝昺在宋王台投海；刻有“宋帝昺”三字的石碑，曾是几代学生春游的必到之处，也因此成为王朝终结的象征。但在该广为人知的印象背后，另一段关键叙事却长期被淡化甚至遗漏。 在宋帝昺之前——还有其兄赵昰——即宋端宗。这个名字在香港的公共记忆中几乎不见踪影。原因可能与语言有关——“昰”字粤语读音不易，课堂讲述往往轻轻带过；也可能与课时紧张、内容取舍有关。结果是，原本应当并置呈现的兄弟二人的历史，被简化为一条单线的悲剧结局。 二、历史的还原：从文献到地理空间 据《二王本末》记载，1276年，景炎帝赵昰与弟弟广王赵昺南逃至官富场，即今日九龙东一带。这既是二人登陆之处，也是南宋残余力量在香港地区的重要落脚点。其后局势持续恶化，朝廷沿浅湾转撤至大屿山梅蔚。赵昰在当地病逝，年仅九岁，葬于永福陵，但墓址至今仍无确切考证。 赵昺继位后改元祥兴，随杨太后、陆秀夫等转往新会崖山。1279年崖门海战，宋军覆没，陆秀夫背负幼帝投海，南宋至此灭亡。在这段历史中，赵昰虽在位短暂，却是南宋政权曾在香港地区停驻的直接见证，难以从叙事中缺席。 三、展览的启示：文化记忆的重新激活 今年六月底，宋皇台站推出“圣山遗粹”文物展，成为一个显著的节点。该展由文物保育专员办事处主导、古物古迹办事处策划，短短三个月便刷新香港博物馆年度观众纪录。展厅外的排队人潮与媒体持续报道，反映公众对这段历史并不陌生，且有深入了解的需求。 展览的意义不止在文物本身，更在于它推动人们重新认识南宋末年的完整脉络。当社会再度回到“崖山之后无中国”的情绪叙事时，历史研究者与文化工作者也需要承担更细致的补叙责任：把被遮蔽的环节补回去，让宋端宗赵昰不再只是模糊的“兄长”，而成为叙事中清晰可辨的历史人物。 四、地理与记忆的交织：九龙、荃湾与梅窝的历史意义 香港的地理空间本身就含有历史线索。九龙东的官富场、荃湾的浅湾、大屿山的梅窝，这些地点与南宋末年的迁徙路径相互对应。赵昰在港停驻的时间虽短，但这些足迹提示香港并非历史边缘，而是特定历史时刻的参与者与见证地。 宋王台公园的石碑记录了宋帝昺的结局，但同样需要让公众看到故事的前段：在弟弟之前，还有哥哥；在终局之前，还有迁徙、安顿与失序。将赵昰重新放回叙事链条，不只是追求史实的准确，也是在修复集体记忆的完整性。 五、前瞻性思考：历史叙事的多维度呈现 “圣山遗粹”的热度说明，公众对历史的兴趣远比想象中更持久、更具体。以此为基础，香港文化机构可进一步探索通过展览、教育、地方志编纂与社区导赏等方式，呈现更立体、更连贯的历史叙事，让文献、地名与遗迹形成可被理解的整体。 尤其在中学历史教育层面，有必要检视课程安排与叙事重点，确保南宋末年这一段历史能以较完整的面貌进入课堂。这不仅是内容增补，更是方法更新：引导学生通过地理空间、文物线索与历史文本多线互证，从而建立更扎实的历史理解。
历史不只属于最被记住的那个瞬间，也属于被忽略的前因后果。将赵昰的名字与经历重新纳入公众视野，并非只是“多记一个人”，而是让一段关乎家国兴亡与民众流离的历史回到应有的结构与尺度。当人们再次走近宋王台，所看到的将不只是一个结局，而是一段更完整、更可理解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