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的北京，有个叫苏雪林的才女。她小时候家里虽说不缺钱，可因为父亲早逝、母亲守旧，她本来只能困在绣房里干针线活儿。直到她的小叔张凤举从日本留学回来，这事儿才发生了转机。张凤举把这姑娘叫到书房看她写的文章，拍着桌子叫好，说这孩子要是不读书真是天理难容。于是家里就把她送进了私塾，后来又转到新式学堂念书。 苏雪林在书堆里如鱼得水，写的新诗让张凤举投给了《新青年》。当时的大文豪胡适看了她的稿子也很欣赏，直接回信让她加入文学研究会。这姑娘十六岁就跑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上学，成了胡适最年轻的弟子。她在课上讲得头头是道，在操场边写诗写到月亮下山，同学传抄她的诗，老师也夸她后生可畏。 可惜命运跟她开了个大玩笑。二十八岁那年，父母为了冲喜没让她见上新郎面，就把她“送”进了张家的大门。她的丈夫张宝龄是个留美工程师，平时不爱说话。新婚之夜两人谁也不搭理谁，各自睡在屋子里。张宝龄倒是挺通情达理，不管她要去读书还是搞学术翻译，都把书房钥匙直接给她用。 这十年里，苏雪林白天在大学讲课，晚上就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或者写关于《红楼梦》的论文；她丈夫则忙着搞水利数据计算，偶尔帮她校对英文稿子。在外人看来他们是相敬如冰，可在她心里这是难得的自由——因为丈夫从不翻她的书桌，也不干涉她晚上去不去教书。 直到1957年张宝龄去世后，苏雪林一直没再改嫁。她在武汉大学的小楼里一待就是六十年，把自己对爱情的遗憾全变成了对学术独立的坚持。她晚年在自传里写道：“我从没后悔嫁给他——因为从没人逼我生孩子。”这句话像是把旧社会最锋利的刀子轻轻放下了。 1999年这位百岁老人去世的时候，案头还摆着没写完的《中国文学史》。她的墓前只有学生送的一副小对联：“诗书六十年冷暖皆尝；风骨一女子古今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