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兰坡那帮传教士觉得自己有份大担子，就是想办法减轻印度人的痛苦，让日子过得更顺心。其实在印度，特别是北边这块，很多社会变样都离不开威廉·凯瑞、马士曼和威廉·沃德他们的忙活。咱们今天就专门说说这三个方面的事儿。 传教士一收了信教的人，立马就让他们别管什么种姓了，甚至还想让不同种姓的人结亲。到了1803年，头一个信教的婆罗门就把一个首陀罗的基督徒姑娘娶回家了。传教士觉得种姓那一套跟信基督是死对头，信徒要是真信，就得把种姓这玩意儿给丢了。富勒写过信说，印度教徒老藏着掖着，这招最难看出来他们到底真假。但要是有人敢不要种姓，这就是最真的信教证明。 通过禁止信徒保留旧种姓，还帮大家搞好不同阶层的关系，塞兰坡传教士给当地立了个好样。后来本地搞改革的人也跟着学了，罗易、班达伽、昌德瓦卡这些学者也掺和进来，一起去挡种姓制度的害。虽然正式废除那种高低贵贱和驱逐人的规定还要等到二十世纪初，可传教士的举动还是让空气变新鲜了不少，吹散了那些伤面子又伤良心的老规矩。 就是在他们的带动下，本地学者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接了班，变成了社会改革的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