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琴的定弦方法经历了七千年的漫长演变。早在远古时代，人们就定下了古琴的第一声“宫”音。汉代的桓谭在他的《新论》中详细记录了这一历史：他把古琴的第一弦称为宫，第二弦是商，后面依次是角、徵、羽，周文王和周武王又各加了一根弦，用于少宫、少商。到了刘宋时期，聂崇义的《三礼图》承袭了这个说法。从六朝时期传到日本的《琴用指法》中，明确写着七根弦分别是宫、商、角、徵、羽、文、武。 唐朝的《碣石调·幽兰》也采用了同样的命名方式。这些都表明，至少到六朝时期，古琴的定弦方法就是如此。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中详细描述了古琴的调弦过程。他先取宫弦作为基准，然后根据“三分损益”的方法，依次定下其他几根弦的音高。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音乐体系。《史记·律书》中提到的“九九八十一”公式给这个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持，而伶州鸠的警告则强调了“宫”作为五声之首的地位。 这种远古五弦琴的制作方法正是先民重视“宫”音观念的具体体现。谁也没想到这个定弦方法会成为后世正调的基础。然而南宋时期朱熹发现这种定弦方法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碣石调·幽兰》中的弦序是“宫、商、角、徵、羽、文、武”，但实测下来发现第三根弦实际上是清角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吴士元提出了“三清角”的说法。元代陈敏子在他的《琴律发微》中进一步指出，三弦清角的音高恰好落在仲吕位上。 宋人不知道正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但他们肯定正调来源于梁朝丘明传下来的曲子。再往前追溯到西汉时期仲吕均正调就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虽然当时琴书仍然沿用着“宫商角徵羽文武”的旧名字，但实际上名字与音高已经出现了错位。 为什么不把弦序改成“徵羽宫商角文武”呢？因为这个矛盾恰恰证明正调是后起之秀。《韩非子》中匡倩说过：“瑟以小弦为大声”，也就是说古瑟用小弦演奏大音，大弦演奏小音。这种做法被认为违反了秩序和道德观念。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五弦瑟证实了这个说法。古瑟按照“徵—羽—宫—商—角”的顺序排列音高。《礼记》和《左传》中强调君子应该亲近琴瑟以修养礼仪。这种矛盾如何调和呢？ 答案在于阴阳学说：古琴代表阳（大弦黄钟），瑟代表阴（大弦林钟）。朱襄氏发明五弦瑟用来调和阴气的神话故事就是为了说明这个道理。一阴一阳构成了事物发展的规律：古琴取阳和之气，瑟调和阴阳关系。 汉魏时期相和歌流行着平调、清调、瑟调三种宫调。铜雀台清商令以后瑟调曲目增加到了三十八首，占绝对优势；而平调和清调加起来才勉强与之持平。 在演奏这些曲子时需要用到笛、笆、琴、瑟、筝、琵琶、节鼓等七八种乐器。古琴和瑟都是主要演奏乐器，而瑟调是最常使用的基准音高。 为了配合这个基准音高，古琴被迫“就瑟”——采用其徵、羽、宫、商、角的五声徵调音阶作为演奏相和大曲的基础。现存的《广陵散》是唯一标明“慢商同”的瑟调琴曲：它的二弦与一弦同声，三弦仍然是清角音。这个曲子表明它并不是古琴原生的定弦方法，而是借用了古瑟的音阶来制定自身规律。 当五声徵调摆在面前时，如何补上缺失的商和清角呢？答案在于文武两根新弦中。六朝时期陈仲儒主张“宫商宜浊”，“徵羽用清”，通过增加高音侧两根新弦来形成完美框架。 宋太宗制作九弦琴但未被广泛采用，说明增加一根弦也无法解决音律混乱问题。西汉初年就出现了七弦琴雏形并同时出现文武两根新弦。 从远古五弦到七弦再到“宫商角徵羽”到“徵羽宫商角”，看似只是增加两根新弦却完成了古琴史上最关键的一步——让仲吕徵成为主角。“正调”从此登上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