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近日，宁波市慈溪市逍林司法所调解室内，一起因保健品购买引发的纠纷画上句号。
岑某与周某原为朋友，岑某曾与外地某保健品公司销售人员有过接触，后邀周某一同前往购买。
周某共花费7600元，随后认为产品效果不明显，要求退货维权。
在当地相关部门介入后，企业退还3000元。
但对剩余损失由谁承担，双方争执不下：周某认为“是朋友带去买的”，损失应由岑某承担；岑某则强调自己未获利、仅为同行，不愿承担赔偿责任。
多次协商无果后，矛盾从经济争议延伸至互相猜疑，友谊面临破裂。
原因—— 调解员在梳理纠纷脉络时认为，此类争议往往由三方面因素叠加：其一，保健品消费易受宣传话术影响，消费者对功效期待偏高，购买后若达不到预期，容易将不满转向“推荐人”；其二，朋友间基于信任形成的“口头推荐”“一同购买”缺乏明确约定，一旦出现退货、赔偿等问题，责任边界难以界定；其三，当事人对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认识不足，将消费纠纷、情感纠葛与责任追偿混在一起，导致诉求不断升级、沟通成本持续上升。
该案中，周某的核心诉求并非单纯退货，而是希望有人为“错误决策”买单；岑某则担忧被认定与商家存在利益关系，因而情绪对立。
影响—— 纠纷若继续发酵，除了可能引发诉讼，还会带来更广泛的社会成本。
一方面，涉及鉴定、举证、往返等支出，既耗时又费力；另一方面，朋友反目易引发新的矛盾链条，影响当事人正常经营生活。
对基层治理而言，这类“小额但尖锐”的矛盾数量多、情绪强，如果不能在前端及时化解，容易挤占司法资源，也可能削弱群众对依法维权、理性协商的信心。
对策—— 受理申请后，调解员没有急于促成“谁对谁错”的结论，而是采取“背对背”方式分别沟通十余次，一边疏导情绪、修复信任，一边厘清法律关系。
调解过程中，调解员向周某解释：购买行为的合同相对方是经营者，若主张质量、宣传等问题，应主要向销售主体依法维权；同时也向岑某指出，朋友相邀同行虽不当然承担法律责任，但在情理层面应正视对方为维权投入的现实成本，避免因“面子”僵持不下。
为打破僵局，调解员现场算清“两笔账”：一是若进入诉讼，可能产生的诉讼费用、举证成本、时间损耗与关系进一步恶化的隐性代价；二是各退一步、一次性解决的成本与收益对比。
清晰的数字让双方从情绪对抗回到理性评估。
经过近3个月、累计40余小时的沟通协调，双方最终达成一致：岑某向周某补偿3600元，其中包含周某在外地索赔过程中产生的部分费用；周某承诺就此不再提出其他主张。
协议签署当日即履行完毕，双方握手言和。
事后，当事人向调解员赠送锦旗表达谢意。
前景—— 该案的化解，体现了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基层实践。
逍林司法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该所已调解各类矛盾纠纷120余件，成功率达98%以上。
面向下一步，基层治理需要在两端同时发力：在源头端，加强对保健品消费风险提示与普法宣传，推动经营者依法规范宣传、完善退换货与纠纷处理机制；在处置端，持续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司法确认等衔接渠道，让群众“遇事有处说、说理有人听、结果可落实”。
同时，鼓励熟人社会中的“善意推荐”更注重信息核实与沟通留痕，减少因信任带来的误解与争执。
两面锦旗,承载的不仅是当事人的感激之情,更是对基层调解工作价值的充分肯定。
在矛盾纠纷化解的第一线,无数基层司法工作者用专业素养和人文关怀,默默编织着社会和谐的安全网。
他们处理的或许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正是这些看似琐碎的工作,筑牢了法治社会的根基,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进千家万户。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命力,正在于这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务实精神和持续创新的实践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