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初，当国际学界已形成中国古代乡村研究热潮时，国内相关领域仍近乎空白。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学术困境，在乡村社会史领域再度上演。
彼时刚师从陈连庆教授的马新发现，汉代乡村研究面临双重难题：正史典籍中基层社会记录支离破碎，而国内既无系统理论框架，又乏可借鉴的成熟成果。
【原因】 这种学术失衡源于多重因素。
一方面，传统史学侧重王朝更替与精英叙事，基层社会组织长期处于研究边缘；另一方面，乡村研究需整合考古学、人类学等多学科方法，对学者综合素质要求极高。
马新回忆道：“当时连基本术语界定都需要从头摸索，田野调查时常在山东村落间徒步数十里，只为核实一处汉代聚落遗址。
” 【影响】 1997年出版的《两汉乡村社会史》成为转折点。
这部耗时13年的著作首次还原了汉代乡村的基层组织、土地制度与文化形态，被评价为“用竹简碎片拼出立体社会模型”。
其意义不仅在于学术突破，更激活了国内相关领域研究——此后二十余年，北大、南开等高校相继设立乡村史研究中心，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增长近5倍。
【对策】 马新选择“逆流而上”的研究路径：当多数人聚焦断代研究时，她转向耗时更长的纵向研究。
“就像医生不能只看局部CT片，必须掌握全身扫描结果。
”2005年起，她带领团队梳理甲骨文、简牍、方志等百万字资料，结合600余处田野考察点，最终在2020年完成80万字的《中国古代村落形态研究》，建立起从原始聚落到明清村寨的完整演进框架。
【前景】 该成果正产生跨领域辐射效应。
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委员会将其列为必读书目，书中揭示的“乡村弹性发展机制”为当代村落保护提供理论依据。
眼下马新团队正与合作编纂《中华农耕文明百科全书》，其学术助手透露：“教授特别关注唐宋时期乡村自治传统，认为其中蕴含的治理智慧对今天仍有启示。
” 把目光投向乡村，并不是把历史的镜头移向“边角”，而是回到文明运行的基座。
四十余年的坚守表明，真正重要的基础研究往往不以喧哗取胜，却能在长期积累中补齐知识结构的缺环，打开理解历史的新通道。
当更多学者愿意在“少人走的路”上耐心耕作，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整体叙事才能更完整、更坚实，也更有面向未来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