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南城有个普普通通的地方叫蒲黄榆。其实这里以前也就是劳动人民住的大杂院，没啥特别显眼的大人物。可是因为汪曾祺老先生当年在这儿住过，这块地界儿就沾上了文学的仙气，在好多搞文学的心里，成了个特别温暖的精神坐标。咱先说说这蒲黄榆这三个字吧，它本身看着挺朴实，跟汪曾祺那种树影婆娑里透着生活气息的文风倒是挺配。那时候的蒲黄榆跟汪老的文字合二为一，成了咱们观察中国当代文学扎根民间的一个窗口。 时间拨到1993年8月，正好赶上《钟山》杂志在北京办颁奖会。我跟着主编刘坪他们一块儿去拜访汪曾祺老先生。虽说汪老写的《芦荡火种》后来变成了样板戏《沙家浜》，大家都熟悉，但他家里头陈设特别简单，特别温馨。汪老说话带点京腔，脾气平和但又挺有原则。他跟咱聊天的时候完全没有架子，这种人格魅力就是在日常的交谈里慢慢露出来的。 到了1993年10月我又来北京组稿的时候，托朋友帮衬着又去了汪老家一趟。这时候我虽然已经不怎么管《钟山》杂志的事儿了，可汪老还是乐呵呵地答应给我写文章。临走的时候他还送了我一本刚出的散文集《草花集》，上面题着“丹娃留存”。两次见面下来汪老对我的约稿请求都挺包容的，这也说明老一辈作家对后辈的支持很多时候都不是为了图个啥实用的好处。 这段交往其实就是我个人的一点回忆，但它也能看出九十年代文坛的一些老规矩：一是像《钟山》这样的刊物在推动创作和联系作者方面确实是个好桥梁；二是老一辈作家对年轻编辑的那种扶持往往超越了单纯的功利算计；三是就算那时候市场大潮刚起来，大家打交道的时候还留着一股质朴真诚的味道。 汪老一辈子写东西都离不开过日子的那些事儿，还把烟火气里的诗意提炼出来了。他的作品味道很淡但又很香。这种“人文之美”在咱们现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特别珍贵。蒲黄榆这个地名因为汪老而生动起来。它不光是个地理符号还是个精神结点。地名因为有人文而有了生命力记忆因为真诚才能长久。蒲黄榆跟汪老的名字绑在一起记录了一段文学往事的温情底色也映照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那些安静而坚韧的精神脉络。 不管时代怎么变这种从平凡生活里生发出来的朴素情怀都值得咱们写下来记住它不光关系着文学的历史还连着咱们民族心灵里始终跳动着的温度和光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