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老旧小区“硬件老化”叠加“治理碎片化”。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五龙街道红星社区曾面临不少老旧小区的共性困境：楼体与管网等基础设施年久失修，停车、违建、公共空间使用等矛盾易发多发；社区事务一度存在“看得见、管不住”的现象，居民参与热情不高，物业、居民、有关单位之间协同不足，影响居住环境与邻里关系。 原因——需求多元而协商渠道不足，规则供给与服务触达不够。基层治理中，群众诉求往往细碎具体，单靠行政推动难以形成长期机制；同时，部分居民对法律知识了解有限，遇到纠纷容易“情绪化表达”，小矛盾若缺乏及时介入，可能演变为反复缠绕的“老大难”。此外，老旧小区牵涉主体多，若缺少稳定的议事平台与明确的程序安排，责任边界与解决路径不清，矛盾就难以在基层闭环化解。 影响——治理有效性提升带来环境改善与信任修复。红星社区以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推进社区治理，居民从“旁观者”逐步转为“参与者”，公共事务从“各说各话”转为“按程序协商”。在持续治理中，一批影响生活品质的突出问题得到解决，社区治理由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变，基层组织动员力、居民自治能力与多方协同水平同步提升。据介绍，社区在实践中累计获得46项省级以上荣誉，其经验成为当地基层治理的有益参考。 对策——以“三个平台”贯通“议、学、调”，把矛盾化解在网格、把服务落到家门口。 一是建强议事协商平台，让群众诉求“有处说、有人办”。社区织密组织体系，形成社区党委—小区党总支—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的“五级组织网”，并吸纳居民代表、民警、物业及辖区企事业单位等力量参与，形成协同共治合力。社区坚持每周五召开联席会议，按“网格提议—需求评估—集体决议—效果评估”流程推进，明确“谁来干、怎么干、干到什么标准”。通过程序化协商，楼宇门窗更换、健身场地修缮、下水管网改造、停车位规划、违建拆除等61件“老大难”问题被逐项摆上桌面、推动解决，社区事务的透明度与可执行性明显增强。 二是用好普法宣传平台，让法律从“文本”变为“生活常识”。社区推动普法与日常生活深度融合，网格员兼任普法宣传员，通过入户走访、面对面讲解等方式，把法律条文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的表达；律师志愿者、人民调解员提供线上答疑服务，仅2021年上半年线上解答就达213件。此外，社区打造法治大讲堂、法治长廊、法治楼道、法治广场、法治文艺活动和图书角等阵地，把法治元素嵌入居民日常活动场景，推动形成遇事找法、办事依法、解决问题用法的氛围，为基层治理提供稳定的规则支撑。 三是完善纠纷调处平台，构建多元联动的“末梢化解”机制。社区依托调处阵地，引入法律咨询与调解力量，联动公安、司法、妇联、物业等多方资源，形成从早介入到再评估的闭环处置。通过调解员先行、律师坐堂、法官巡回、妇联参与等方式，并辅以心理疏导、公益法律援助和困难帮扶，推动“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据介绍，社区在持续治理中实现连续十年“八零”目标，即零刑案、零非访、零重大安全事故等，多项指标的稳定背后，体现的是矛盾纠纷在基层被及时发现、及时处置的能力提升。 前景——从“单点经验”走向“机制供给”，为老旧小区更新与治理现代化提供支撑。当前，多地加快推进城市更新与老旧小区改造，硬件改善需要与治理能力同步提升。红星社区实践表明，基层治理的关键在于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把法治的稳定预期转化为群众的获得感。下一步，若能在更大范围推动议事程序规范化、普法服务常态化、调解力量专业化，并与物业服务、公共安全、民生保障等工作合力推进，“三平台”有望形成更加成熟的制度化成果，为更多老旧社区提供可借鉴的路径。
红星社区的实践印证了“法治是最好的治理方式”。当法律成为居民的行动指南，当治理从政府主导转向多元共治，基层社会便能焕发持久活力。该案例启示我们：国家治理现代化既需顶层设计，更离不开基层创新。随着“红星经验”的推广，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之路将更加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