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宫博物院养心殿的东暖阁里，还挂着当年乾隆设立的“三希堂”匾额，皇帝的书案、砚台和镇纸都按原样摆放。隔着玻璃展柜细细端详这幅小字幅，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位长寿帝王的私人雅好，更是一段盛世华章的缩影。当晋代的风流名士与大清的文治相碰撞，那股墨香便和紫禁城的红墙金瓦一起，成了中国书法史上最特别的注脚。乾隆帝在卷尾亲自题了一首七言诗：“三希堂中宝此三，摩挲遗迹一惘然。晋人神韵今何在，犹在朕腕底。”他自诩为今人与晋人之间的桥梁，实则把临摹提升到了再创作的高度。他更将原作与临本放在同一间屋子里，让观者先看原迹，再看御临的作品，以此借古开今，形成了一种“御用式”的文化循环。乾隆帝沉迷于古代器物，把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与王珣《伯远帖》这三帧晋唐手札一并收入内府。他亲自动笔用“双勾填墨”的法子把它们临摹了一遍。纸本横幅纵25.6厘米、横94.6厘米，虽然幅面不大，却浓缩了帝王与晋人精神的跨越时空的对话。这幅《三希帖》是书法史上的“顶流”，原作被历代藏家视为“书圣”真迹的集大成。乾隆在临帖时，运笔中锋与侧锋不断互换，墨色浓淡干湿并用，连“雪”字三点水最后一笔的飞白效果都一一再现。把局部放大看，临《快雪时晴帖》时留下的飞白处像窗外的残雪；乾隆用枯笔暗示天气阴晴未定；临《伯远帖》时行距疏朗且字势横扁；晋人“尚韵”的气息扑面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