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左右，整个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局面正在变天，这时候学界里有个挺有意思的讨论，那就是香港学者宋淇跟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薛爱华在翻译唐诗这件事上起了争执。宋淇给夏志清写的信里直接说，薛爱华把寒山诗里的“道”字给误读了，还把他翻译的唐诗批得一无是处，说那看着比小孩儿闹着玩还可笑。这事儿背后其实是两种学术思路在碰撞。宋淇这人（1919到1996）挺较真儿的，他觉得翻译是做学问最严格的训练方式。他晚年写的那些书，比如《林以亮论翻译》还有研究《红楼梦》的书，都是一本本细读文本的功夫。他的《译丛》杂志是在1973年跟高克毅一起办的，专门给中国文学在海外传名搭桥铺路。薛爱华在这个杂志上发过文章，还是夏志清推荐的。他的研究路子特别宽，像《撒马尔罕的金桃》、《朱雀》这些书都是结合了历史学、博物学和人类学来写的。他翻译的200多首古诗通常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学术观点服务的，这跟宋淇那种讲究译文本身文学价值的看法正好相反。 宋淇的批评主要是因为他觉得薛爱华没把握住中文诗的那种意境整体性。其实他并没有全盘否定薛爱华的本事，夏志清就说过薛爱华的考据功夫不比胡适、傅斯年差。他俩这种通过书信往来互相指正的做法很有代表性。当时是1970年代嘛，国际形势大变样了。宋淇的《译丛》一方面要把像薛爱华这样的西方汉学家的成果吸收进来，另一方面也要通过翻译批评来保住中国学者自己的话语权。而薛爱华这一代美国汉学家正想跳出以前欧洲那种古典语文学的老路子来搞新研究。 有意思的是这种争论没让大家闹掰反而更团结了。薛爱华一直在给《译丛》供稿呢，后来翻译《红楼梦》的霍克斯也因为佩服宋淇这个人给了他的书写序。这种一边批评一边合作的良性循环挺值得咱们今天好好学习的。现在回看这段历史会发现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跨文化翻译本身就是个没尽头的对话过程。你看薛爱华那种深入挖掘文化背景的做法挺好，宋淇那种死抠文本的功夫也不可或缺。在全球化现在这么热闹的时候，咱们中国人要想文化真正走出去还得既要保持自己的主体地位又要保持开放的胸怀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