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曾静本为士人，因接触反清言论与坊间谣传而生异志，并与张倬等人相互呼应，最终引发朝廷严查；此案原可按“谋逆”重罪迅速处置，但雍正选择将其押解京师，组织对质与辩驳，随后赦免曾静等人，并刊行《大义觉迷录》，以官方文本回应社会疑虑。需要指出，雍正临终前对该案处理亦留下“须存其命”的安排。然而乾隆即位不久便改为严办，对曾静、张倬施以极刑，并牵连其亲属及对应的人员。为何会出现由宽转严的急转，是理解清初治理逻辑的重要切口。
三百年后再观此案，其意义早已超出帝王更迭的逸闻。从雍正的“诛心之治”到乾隆的“立威之政”，既折射出康乾盛世表象之下的治理逻辑变化，也呈现传统帝国统治中“怀柔”与“刚猛”的长期张力。研究者指出，此转向对于理解集权体制下政策的延续与断裂，至今仍具重要参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