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就把时间拨回到1992年，大理州人民医院感染病科的医生护士们，把第一例艾滋病人给筛查出来了。这帮离病毒最近的人也就悄悄凑在了一块儿，医生、公安、社工还有志愿者，大家都想让这个抗艾战场变得更温暖。后来，这队伍越来越大，渐渐形成了一条长长的战线，就连看守所和村口的榕树下，也都有了专门的筛查点。 大理州疾控中心手里头攥着435个检测点的家底，314个就直接安在了村卫生室里头。这么一来，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做检查，就算查出阳性也不用担惊受怕，因为有了那个专门的通道把结果直接送到医院关爱门诊去，好让病人及时得到救治。至于看守所里的那些在押人员，像小赵这种情况就更麻烦了。副所长陈秀整天隔着铁窗陪着聊天、递水、喂药，还得帮他申请救护车。为了把药准时送到位，她就直接把这事变成了自家的顺手事儿——哪怕路远也得跑一趟医院，哪怕孩子上学也得把药塞进书包里带着走。 杜春秀护士长在这儿干了快20年了，一开始也怕得要死。刚进感染科那会儿给病人抽血都能吓哭回家去；后来才发现其实大家伙儿都渴望被温柔对待。现在她经常在倒班的间隙辅导病人的孩子做作业、帮忙预约公交卡，“做护士久了就知道”，照顾一个人不单单是治病那么简单，更是在照顾那种叫孤独的情绪。 李嘉荣医生负责的关爱门诊每天都要接待1700多位“老面孔”。那天手术室里电话响起来的时候他正忙着呢，“患者故意隐瞒感染停药一个多星期”，电话那头声音抖得不行。他一边安抚同事一边赶紧评估暴露情况。靠着这九年的经验他心里有数：及时干预才能把风险压到最低。 他把这儿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病房，啥事儿都要管着：给药、谈心、预约心理师，“我们不只是医生”，更是患者的临时家人。从前大家看病的时候戴口罩帽子还戴着手套，谁也不敢正眼瞧谁；现在可好了，有人直接把这里当成树洞一样倾诉心里话。李嘉荣记得有个小伙子一度想不开要寻短见，“每次来门诊都要聊上半小时”，“从‘我不想活了’到‘我要结婚了’”，这变化就在这一次次的对话里头发生着。 病房里头还有一位晚期患者快不行了生活不能自理。杜春秀带着护理人员轮流守夜：喂水、翻身、擦洗身子、倒小便……“吃喝拉撒”全包圆了。临终前那老患者拉着她的手说：“你们比我的亲人还细心。”她心里头忽然明白了——偏见可挡不住病毒的脚步，“只有理解才能真正靠近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