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吐鲁番雅尔湖墓地出土的延寿十一年（634年）墓志中，考古工作者首次见到“交河郡民”此特殊称谓。五方墓志的主人都担任高昌国高级官职，却一反常例，将郡级行政单位写入籍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专家认为，这一书写方式的变化，折射出高昌统治末期在外部压力下被强化的地域认同。随着贞观十四年（640年）高昌国灭亡，这种认同并未立刻消退。洛阳龙门石窟永徽三年（652年）的造像题记中，张姓工匠仍自称“高昌”；总章二年（669年）的另一处题记也沿用这一表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分析指出，这些相隔千里的石刻文字，实际上是移民群体有意维系文化身份的表达。
从墓志里四字籍贯的变化，到石窟题记中刻意保留的“高昌”，再到户籍文书与砖志中的制度化记录，历史不仅是王朝更替的叙事，也包含普通人对“从何而来”的反复确认与渐渐放下；身份认同的兴起与消退，往往不在于情感是否存在，而在于这种表达是否有现实机制可依托。当制度安排与生活选择转向，那些埋在地下或刻在石上的“暗语”，便成为后人理解历史缝隙、理解人心韧性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