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让我在三岁的时候记住了“成功的一天，就是你们创造了一天”。幼儿园大班是我记忆中唯一闪亮的时光，那里没有必须写满一行行拼音的压力，也不需要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当然更不用刻意去考100分。她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快乐和创造的可能。 可这美好时刻终究没能持续太久。因为在现实中，我遭遇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痛苦打击。三岁零五个月的时候，我被迫开始了正式的集体生活。爸妈把书包塞得鼓鼓囊囊的，把整个世界的可能性都装了进去。他们还特意强调这所学校棒极了，说我运气真好。可我后来才明白，他们期待的根本不是孩子本身，而是那份所谓的好运气。 刚入学那天中午回家吃饭的时候，我迫不及待地给毛绒狗格鲁讲起了上午的奇遇。我笑得很开心，完全顾不上吃饭了。可就在这时，妈妈轻声问了一句：“我们明天还去吗？” 这一问让我彻底清醒了过来。我发现原来自己被期待着的并不是自己这个人，而是那个所谓的好运本身。返校那天阳光很好，书包却变得很沉。妈妈蹲下来问我：“还想不想去？” 我摇头说不去。她坚持要我去学校，我开始大哭。她试图抱我安静下来，结果我哭得更厉害了。最后那个巴掌落在我脸上——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挨打。 这个巴掌让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学校就是痛苦的代名词。从那一刻起，噩梦便按下了播放键。 父母把我的故事讲给了亲友、老师、心理医生、语言矫正科以及教学顾问听。每讲一次我的心里就多一分愧疚。我为格鲁感到愧疚，也为那台永远造不出的骨头探测仪感到愧疚。如今我十三岁了，留了两级——三年级和初一。家里经常出现一种三人循环：妈妈哭、爸爸骂我、妈妈再骂我。他们像鹦鹉一样重复着同一个词：“学习！” 声音震得天花板直晃却震不碎我的麻木。 医生们看过我的眼睛、耳朵还有大脑后给出了一致的结论：注意力不集中。但我自己心里清楚得很——根本不是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而是因为对这些东西完全没有兴趣。 格鲁依然藏在床底下，那台骨头探测仪的设计蓝图还停留在三岁时的画纸上。我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又挨打了，也不知道要等到哪一天才能把“学习”这两个字从他们的循环中删掉。我只知道当兴趣被格式化成了分数的时候童年就提前老去了；而当分数再也填不满空虚的时候人就会像格鲁一样被永远留在床底的黑暗处。 也许真正的幸福从来没有存在过吧？或许它只是玛丽的刺猬在阳光里一闪一闪的纸片尾巴；或许噩梦才刚刚开始——我们要用一生去证明有些孩子不是病了，只是不想玩他们被安排好的游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