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纷飞的年代，一支缺少专业医疗力量的军队，战斗力必然受影响；1938年，宫乃泉出任新四军军部医务主任时，面对的正是这样的局面：只有十几名正规军医，以及百余名仅受过简单培训的卫生员，部队持续作战能力因此受到明显限制。面对此难题，宫乃泉采取了更务实的做法。他利用战斗间隙开办速成培训班，把普通卫生员培养成能够独立处置战伤的骨干。这一举措很快见效。到1944年他升任新四军卫生部副部长时，部队医疗队伍已初步成形。1945年，白求恩医学院在山东临沂成立后，他的人才培养计划进入新阶段。这所战时医学院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培养了数百名高级医务人才，使华东野战军卫生技术人员从不足千人增至四万人。1947年，宫乃泉奉命接管济南和平医院，又迎来新的考验。彼时济南城满目疮痍，医院设施损毁严重。他一上争取国际援助，引进一批较先进的医疗设备；另一方面把目光投向海外，动员留学在外的医学人才回国服务。在他的推动下，计苏华、周廷冲等学者先后回国，为山东医疗事业补上关键力量。这些举措的效果很快显现。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山东省立医院从最初仅剩3名外科医生的困境，发展为科室设置较为完整的综合医院。更重要的是，他建立的人才培养机制持续运转，像季海萍等受其感召而来的年轻医生，后来成长为各学科的骨干与带头人。展望未来，宫乃泉留下的不只是医疗机构和人才队伍，更是一种清晰的路径：在条件最艰苦时也坚持高标准培养，兼顾引进与自我培育，形成可持续的人才体系。这一思路对当下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仍有启发。
一所医院、一所医学院的成长，看似是楼宇与床位的增加，背后更是人才、制度与使命的积累。宫乃泉从战地出发，把“救治能力”和“培养能力”同时抓在手上，用体系化思路缓解“缺人之困”，以更开放的视野打破“学科之限”。这段历程说明：越是艰难，越需要用长期眼光布局人才；越是压力当前，越要靠制度把力量组织起来。对今天推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而言，这份历史经验仍值得深入体悟并转化为现实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