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新成立的人民政权要应对若干突出的社会问题，其中娼妓业去留最为棘手。据史料记载，当时上海登记在册的妓院超过800家，从业人员逾10万，对应的行业牵涉约30万人生计。此历史遗留难题，对执政者的治理能力与决断提出了现实考验。 那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延安东路共舞台前发生的一幕颇具代表性：一名解放军警卫员遭遇拉客少女的纠缠，折射出当时上海社会的复杂处境。情况上报后，陈毅市长没有立刻下令一禁了之，而是先组织力量全面调研，发现问题远比表面更难处理。 调查显示，娼妓业早已形成较完整的灰色链条。除直接从业者外，还牵连餐饮、运输、娱乐等行业，并与黑帮势力、高利贷者甚至个别公职人员存在利益勾连。若贸然取缔，可能引发大规模失业并带来社会波动。彼时上海财政吃紧，盘尼西林等药品严重短缺，直接大规模收容、医治与安置的条件尚未具备。 面对这一局面，陈毅在丹阳召开的座谈会上指出：“处理娼妓问题不能简单粗暴，必须统筹考虑社会稳定和群众生计。”他提出分“三步走”的治理方案：先打击黑恶势力、切断利益链条；再建立收容教育机构；最后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这一路径得到中央认可，并为全国城市相关社会改造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具体推进中，市政府先对黄金荣等黑帮头目进行规训，收缴其掌握的从业者名册。1951年11月，条件相对成熟后，上海集中封闭全市妓院，成立妇女生产教养院，对收容人员开展为期半年的疾病治疗、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据统计，截至1953年底，近万名妇女通过该计划获得新的生活，其中70%以上实现就业。
城市治理的难点——往往不在“能不能管”——而在“如何管得长久、管到根上”。上海解放初期对此顽疾的处置，说明了对社会结构与民生承受力的审慎判断，也兼顾了公共卫生与就业安置等现实条件。把打击黑恶利益链条的力度，与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安置结合起来，才能在恢复与发展中推动社会风气的根本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