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加快、文娱形态日益多元的当下，一些传统曲艺面临“会的人越来越少、听的人越来越散、演的场景越来越窄”的共同挑战；鲁南五大调作为以民间管弦乐器配合瓷碟、瓷碗、瓷酒盅、竹筷等击节伴奏的地方曲种，曲声清越婉转，带有宋元散曲影响的审美取向，曾在乡村礼俗、节庆集会与群众文化活动中广泛流传。但随着传承链条断裂风险上升、传统曲目散佚、年轻受众审美变化等因素叠加，如何让其“听得懂、愿意学、能登台”，成为摆在基层文化工作者与传承人面前的现实课题。 问题的背后，原因具有多重性。一上，传统曲艺的学习周期长、训练要求细，既要掌握唱腔，也要熟悉工尺谱、节奏击打与合奏配合，门槛天然较高；另一方面，早期传播主要依赖口传心授与乡土空间，一旦演出场景减少、师徒关系松动，曲目与技法就容易出现断档。此外，传统内容若长期停留“原样保存”，与当代生活经验脱节，也会导致传播效果减弱。由此，传承不仅是“把老曲唱对”，更是“让老曲唱进当下”。 在该背景下，郯城传承人柏文泰的经历提供了一条可观察的路径：以长期坚守为根、以贴近时代为要、以群众参与为本。柏文泰与鲁南五大调的结缘始于家庭熏陶。幼年听父辈拉奏二胡、学哼曲调，少年时期便能熟记工尺谱。1956年，当地举办民歌汇演，16岁的他登台演唱淮调《遇多情》并获得佳绩，舞台回响与观众认可，使其更明确了投身乡土音乐的方向。此后，他在务农与基层工作之间转换角色，却始终没有离开五大调：田间地头成为练唱与构思之所，乡村戏台成为交流与展示之地。 更为关键的是，他将传统曲调与现实表达连接起来。围绕乡村生活与群众关切填词创作，使古老唱腔承载新的叙事内容，增强了可听性与传播力；在基层文化站与学校等平台工作期间，他组织文艺宣传队走村串户教唱，并结合政策宣讲进行改编演唱，把抽象内容转化为更易被群众接受的文化表达。1977年合唱队参加地区文艺汇演扩大了影响力，1982年涉及的单位在群众文化工作中获得全国性表彰，也从侧面反映了基层文化组织体系对非遗活态传承的支撑作用。 影响层面看，鲁南五大调的价值不仅在于艺术审美本身，也在于其凝聚乡土认同与社区互动的社会功能。通过演唱队伍与常态化培训，传统曲艺回到公共文化生活之中，既丰富了基层文化供给，也为老年群体与青少年提供了参与公共文化的渠道。更重要的是，曲目收集整理与研究资料撰写，使“口传”为主的传统获得了可保存、可检索、可教学的文本基础，有助于降低学习门槛，减少因个人记忆流失带来的损耗。 对策层面，非遗保护要实现可持续，需在“人、曲、场、制”四个上同步发力。第一，完善传承人梯队，既重视代表性传承人的示范带动，也要通过学员培训、师徒结对、社团培育形成稳定队伍，避免“单点支撑”。第二，推进曲目系统整理与规范教学，把散落民间的老曲目、唱腔与击节方法梳理成可教学的课程与资料，同时鼓励尊重传统程式的基础上开展新创作，使其不断产生与时代相适应的内容。第三，拓展演出与实践场景，依托乡村文化广场、社区活动中心、校园艺术课堂等，让学习与展示形成闭环。第四，强化公共文化机构保障，文化馆、传习所等应在场地、师资组织、演出对接与资料保存上提供专业支持，形成“日常有人教、节庆有处演、作品有人存”的常态机制。 前景判断上，随着国家级非遗名录体系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健全，鲁南五大调的保护传承正从“个体守望”走向“共同参与”。2008年此项目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后，当地成立传习机构，柏文泰主动开展曲目收集、资料整理、队伍组织与常态培训，每年培训学员百余人次，并收徒传艺。这一实践表明：当传统艺术能够获得制度性支持，并在内容表达与传播方式上积极回应当代需求，就更有条件实现“活态传承”。未来，若能增强校园普及、数字化记录与跨地域交流，在保持本土审美与技法特色的同时扩大受众覆盖，鲁南五大调有望在更广阔的公共文化空间中持续焕新。
柏文泰的故事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不只是复刻与保存，更需要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进行面向当代的诠释与发展。他七十多年的实践表明，只有让传统艺术与时代对话、与群众生活相连，才能在今天持续焕发生机。随着文化自信不断增强，像柏文泰这样的传承人连接着历史与未来。他们的坚守与探索，为文化传承提供了可参照的路径，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具体而鲜活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