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宋代的科学大家，大家肯定会想到《梦溪笔谈》，书的作者沈括更是被称作“科学圣人”。但这人也不是神，他的人品在历史上一直有争议，甚至有人说他是“乌台诗案”的幕后黑手。这场文字狱差点让苏轼丢了命，最终虽然被贬了官，还是给北宋的读书人心里头添了不少堵。 宋神宗在位时，王安石1069年开始全面推行新法。苏轼因为跟变法派合不来，被派到杭州、密州、徐州等地做通判、知州。他在基层看到青苗法被地方官变成高利贷，心里很不满，就写了几首诗发牢骚。苏轼自己解释说是“用讽刺来劝谏”，哪想到一句话就被无限放大成“公然跟中央作对”。 苏轼有个老朋友沈括，当时是中央派来的钦差大臣，巡查到了杭州。两人见面喝酒聊天，苏轼喝多了就把心里话说了出来，还把诗稿拿出来给他看。沈括没说话，只默默地记下了诗名和关键句子，回到京城就把诗稿交给了皇上。御史台的李定、舒亶还有何正臣趁机挑刺儿，把苏轼的诗说成了“诽谤”。苏轼被关进御史台（也就是乌台）关了130天，差点没了命。 《汉书》里说，御史台因为有很多柏树和乌鸦栖息而得名“乌台”。苏轼这次受审也被冠上了这个名儿，舆论一下子就把他跟乌鸦划等号了。他的形象跟政治生命一起掉进了谷底。 哲宗1088年的时候朝廷给苏轼平了反，苏轼亲口说是李定、舒亶、何正臣搞的鬼。可他对沈括一个字没提。有个陕师大的李裕民教授就觉得沈括不是主谋；南京大学的巩本栋教授却有不同看法：真正打开“潘多拉盒子”的其实是沈括。 1073年沈括去杭州巡查时，苏轼请他吃饭。喝完酒后苏轼就把诗稿拿出来给老朋友看了。这时候沈括既是老交情又是钦差大臣身份特别合适“合法取证”。他拿走诗稿等于把朋友往火坑里推。 那时候沈括只是中书门下刑房检正官，官位低没什么权势却负责检查新政落实情况。巩本栋教授分析说正因为他职位低才敢借小人物身份去打大人物的脸——举报风险低收益高。 还有一回沈括笑话杜甫诗里说的大树皮粗溜雨四十围其实是七尺粗的树。这也暴露了他文学修养的短板。正因为不懂“讽谏”和“诽谤”的细微区别才把苏轼的诗一刀切为“逆反”，给案子添了致命证据。 沈括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全靠利益驱使来回摇摆投机。1063年他考中进士后回老家守孝三年。按照规矩守孝期间不能换工作所以回来后位置被人占了。为了能继续当官他投靠了王安石得到了检正中书刑房公事的职位从而走上了巡查组组长的道路。 从1072年开始他以中央钦差的身份到处跑着巡查汴河、制定《南郊式》、审官员、查刑狱权力越来越大。巩本栋觉得这时他把“扫除新政障碍”当成了升官发财的本钱举报苏轼就是最好的投名状时刻。 王安石再次掌权时沈括升官做到了权发遣三司使；后来王安石被罢相他又转头去攻击新法被贬到宣州做知州。1082年他在陕西米脂指挥永乐城之战打得大败损失了军兵1.2万还有民夫20万又被弹劾政治生涯彻底完蛋了。 苏轼其实是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做法也批评过他用人太随意但他的核心立场还是支持改革的。乌台诗案后旧党掌权苏轼还是被贬到黄州；如果他真的想“诽谤”中央那他后来怎么还能活下来？关键就在于沈括把“讽谏”说成了“诽谤”，他的目的就是为了立威表忠心换前途。 从这方面看沈括不仅是北宋读书人的噩梦更是后世所有说话的人的警示——当权力能随便解释语言的时候“说话”就成了最危险的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