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治理精细化与社会需求多样化背景下，基层治理正面临新的“压力测试”：一方面，群众对公共服务品质、矛盾纠纷化解效率、风险隐患处置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另一方面，智能化工具快速迭代，数据、平台与算法不断进入治理流程，带来效能提升的机遇，也带来治理理念、能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再塑造。
问题层面，基层作为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既是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也是社会矛盾的汇聚点。
现实中，一些地方仍存在事务繁杂与力量不足并存、信息孤岛与重复填报交织、治理方式偏重“人力堆叠”等现象；同时，数字化转型并非简单“上系统”，若缺少制度协同与能力支撑，可能出现“技术在场、治理缺位”，甚至加重基层负担。
如何在守住安全底线、提升治理效能的同时兼顾温度与公平，成为必须回答的课题。
原因层面，治理场景变化快与制度供给、资源配置相对滞后形成落差。
其一，经费与专业力量不足仍是掣肘，智能化建设需要持续投入与运维，基层往往面临“建得起、用不好、养不起”的现实矛盾。
其二，治理惯性影响转型，一些地方在组织协同、流程再造、数据共享方面推进不均衡，导致技术应用停留在“工具替代”而非“体系升级”。
其三，社会结构与心理期待变化加速，人口流动、社区多元、利益诉求分化，使治理不仅要讲规则，还要讲认同、讲连接、讲情感黏合度，单靠程序化手段难以完全覆盖。
影响层面，基层治理的成效直接关系社会稳定、民生福祉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治理效能提升，能把更多资源投入到服务供给、风险预警与矛盾化解的前端；反之，若过度依赖传统“人海方式”或出现形式主义的数字化，既可能导致基层疲于应付，也可能削弱群众对公共治理的信任感与获得感。
特别是在智能化进入治理深水区后，技术应用的边界、数据安全与伦理规范等问题，更需要以制度化方式提前布局。
对策层面，与会专家强调应以系统观念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宋贵伦在论坛致辞中提出，以“五治融合”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在自治、法治、德治基础上，将政治与心治纳入整体框架，形成有机统一的治理体系。
其中，自治强调激发社区内生动力，推动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法治强调以规则定边界、以程序保公平；德治强调以价值引领涵养社会风尚。
与此同时，政治要体现组织引领与统筹协调，把方向、把大局、把资源整合落到基层；心治则着眼于构建情感共同体与信任共同体，强调治理既要讲法理，也要讲情理，通过更具温度的服务与更具韧性的社会连接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智能化应用方面，宋贵伦表示既期待也有担忧：期待在于技术可提升治理的精准性与效率，推动事项分流、智能派单、风险预警与知识库支撑，促进基层减负增效；担忧在于经费保障不足与观念转变不够可能影响落地效果。
面向未来，应把“人工智能+社会治理”作为工具变量，更作为治理体系重塑的契机：一要推动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减少重复录入和多头报送，真正把时间还给基层、把精力还给服务；二要强化制度与规范建设，明确数据使用边界、责任链条和安全要求，防止技术应用跑偏；三要加强基层干部数字素养与专业能力建设，以培训、实训与机制保障提升“会用、善用、用得稳”的能力；四要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可复制经验，形成“实践探索—理论提炼—政策优化—实践升华”的良性循环。
前景层面，本次论坛聚焦“智能化时代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及理论创新”，来自高校、研究机构与地方实践部门的150余位专家学者与嘉宾围绕治理理念更新、机制创新与技术应用展开研讨。
与会观点普遍认为，基层治理的目标不应止步于“共建共治共享”，更要在共享基础上迈向更高层次的“共生”，让治理主体之间形成长期稳定的协同关系与命运共同体意识。
随着组织体系进一步健全、制度供给持续完善、科技赋能更加务实，基层治理有望在更少的消耗中实现更高的质量，以更可持续的方式回应群众关切与社会变迁。
基层治理的现代化，归根到底是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程。
技术可以提升效率，但不能替代价值；规则可以固化边界，但不能忽略人心。
把自治、法治、德治与政治、心治贯通起来，以组织引领凝聚合力、以制度规范守住底线、以情感连接增强韧性，基层治理才能在智能化浪潮中既跑出速度，更守住温度，持续夯实国家治理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