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有一位叫孙钦良的老师，把我从悬崖边上给拽了回来。 那时候我才十七八岁，在洛河滩装沙，被太阳晒得心里直冒坏水——真的想过以后跟人去山里当土匪。有一天饿得受不了，突然收到了孙老师的一封信，信里说，要我读书还要把字练好。这封信就像泼了我一瓢冷水，又像给我点了盏灯，把我从歧路上拉了回来。 三十五年后，我调到李村小镇的《伊滨新讯》当编辑，又遇到了孙老师。他说起洛阳铲的故事，那感觉就像易中天说三国那样有趣，河洛文化在他嘴里跟评书似的，让人听得津津有味。他经常念叨“写历史要让卖苹果的人都能看懂”，这话成了《经典洛阳》栏目的灵魂。关林庙大殿两侧的对联也是他写的，还有真不同饭店的《水席赋》、周山森林公园墙上的《周山赋》，只要文字一到他手里，就会长出根须扎进洛阳的土里。 村上春树说年龄越大信的东西越少，但我觉得孙老师就是身边的大隐者。他不在体制内，却把体制外的声音写进了历史；他不争名利，可名利都主动找上了门。易中天把三国写活了，当年明月把明朝写火了，孙钦良让洛阳人第一次真正认识了自己的城市。 再说说我这三个人里还有郭德纲和曹云金。郭德纲在那次“撕逼”时说的那句话“日后倘有马高蹬短水尽山穷无人解难之时言语一声都不管我管你”，别人看着是看热闹，我看着却觉得这才是朋友。 有些人确实不必再见了，有些人却值得一辈子交下去。今年多做了几个梦都是以前的事，唯独梦不到你。要是哪天大雪封山、湖面上鸟都没声了，我还是想把孙老师请到湖心亭去看雪——雾凇沆砀一片白，湖上就那几个人影。只愿那两三个人影里始终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