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后期，随着大航海时代推进，葡萄牙人控制下的澳门成为连接东西方的重要门户；1579年，耶稣会士罗明坚作为首位被派往中国的传教士抵达澳门，开始系统学习汉语。三年后，利玛窦也来到澳门，两人在圣保禄学院接受语言与文化培训。该院既是传教基地，也是东亚较早的学术中心之一，为传教士提供汉语、神学与科学的综合训练。鉴于此，罗明坚于1580年完成了《四书》的拉丁文节译，其中包含《论语》部分内容。罗马耶稣会档案馆保存的手稿显示，这些翻译侧重伦理格言，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尝试将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义相结合。虽然手稿仅在内部流传，但学界普遍认为这是欧洲最早接触《论语》的尝试。然而，澳门的翻译工作面临明显困难。由于缺少精通儒家经典的中国学者协助，传教士多依赖有限的二手资料或口述解释，译本存在局限。1583年，罗明坚与利玛窦获准进入广东肇庆后，情况有所改善。利玛窦与士大夫瞿太素合作研读《四书》，修正早期译误，并通过书信向欧洲介绍《论语》思想。1593年，利玛窦在致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强调《论语》与基督教伦理的相容性。利玛窦的《天主实义》（1603年）深入推动儒家思想西传。他在书中大量引用《论语》，并采取“适应策略”，将儒家“天”的概念与基督教“上帝”类比，促进文化沟通。比利时汉学家钟鸣旦评价：“罗明坚的澳门手稿是欧洲接触《论语》的起点，但利玛窦的诠释使其成为欧洲思想史的一部分。”澳门在此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作为“翻译的摇篮”，它为语言与文化适应提供了环境，也成为中西思想碰撞的“实验室”。尽管《论语》的学术深化与广泛传播主要在中国内地完成，但澳门的片段化翻译标志着这一文化交融的开端。
澳门在《论语》西译史上的独特地位，折射出这座城市在中西文明交流中的历史担当。从16世纪末罗明坚的首次尝试，到利玛窦的系统诠释，《论语》的西传历程显示出文化交流的复杂性与渐进性。回望这段历史，不仅应看到翻译的学术价值，也要认识到文明对话需要耐心、包容与相互理解。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实验室”，其历史经验对当今推动文明互鉴仍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