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自然资源要素分散配置制约高质量发展。
长期以来，自然资源资产门类多、权能复杂，土地、矿产、森林、水、海域等分别对应不同管理体系和审批流程。
在项目落地中，企业往往需要多头申请、分段审批，既增加制度性交易成本，也容易造成空间规划割裂、用地用海衔接不畅。
一些滨海复合型项目在推进中出现“上岸无地、下海无路”的现实难题：陆域指标落实了，海域使用权尚未取得；海域论证通过了，陆域配套又因权属、用途、指标等原因难以同步，影响重大工程进度与生态保护成效。
原因——管理边界与审批层级不一致，导致要素难以协同。
造成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自然资源资产的权利类型与管理边界相互交织：一方面，陆域与海域在管理规则、用途管制、环境评价等制度安排上差异明显；另一方面，矿业权、海域使用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等审批层级不一、环节较多，跨部门衔接成本高。
加之部分项目需要在同一国土空间范围内整体使用多要素资产，传统“单要素、分散式”供给方式难以满足统筹开发与系统保护的现实需求。
影响——组合供应提升效率、释放价值，也倒逼治理方式升级。
为破题，我省在土地、矿产和海洋资源等领域试水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在特定空间范围内，对同一使用权人确需整体使用的多门类资产进行统筹，形成组合标的，达到供应条件后一次性实施供应。
这一新型配置方式带来多重效应。
一是显著缩短项目落地周期。
以沿海临港工业建设为例，填方需求迫切，海砂成为关键资源。
2024年，福州市在闽江口海域F矿区、漳州市在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开展海砂采矿权与海域使用权“两权合一”出让：福州出让海域面积4.8平方公里、海砂资源储量3678.5万立方米；漳州一期出让海域面积5.4平方公里、资源储量1905.1万立方米。
通过将“两权”同步打包出让，整合审批与服务，减少企业多头申请、多部门对接，推动用海与采矿环节并联推进。
二是以市场竞争更充分释放资源价值。
两宗项目通过公开拍卖成交价分别达8.27亿元和2.815亿元，均高于起拍价，体现出资源要素在规范竞争下的价值发现功能，也为资源收益用于生态保护修复、海域管护等提供了更坚实的资金基础。
三是推动跨层级协同，提升行政效能。
针对不同资源审批层级不一致的难点，相关部门探索授权委托、下放权限机制，推动厦门湾口海砂采矿权与海域使用权“两权合一”出让：由省政府授权厦门市政府审批相关用海事项，市政府委托市自然资源与规划部门实施海域使用权招拍挂出让，同时由省级主管部门委托市级实施海砂采矿权招拍挂出让。
通过“联合报批、联合出让”，精简流程、提升效率，为后续同类改革提供可复制经验。
对策——以“要素包”破解陆海割裂，并以全链条监管守住红线。
组合供应不仅着眼“供得出”，更强调“用得好、管得住”。
在陆海统筹方面，厦门海沧区探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组合供应，通过公开拍卖出让一宗包含4.51公顷用地用海资源的组合标的，其中海域面积4.35公顷，可用于海域透水构筑物、旅游基础设施及陆域配套服务设施，形成“商业+旅游”“陆域+海域”一体化的综合要素包。
对企业而言，统一、稳定、完整的产权预期，有助于减少因权属分散带来的规划冲突与协调成本，提升整体运营效率和片区综合价值。
与此同时，为防止“圈而不用、建而不用”，地方建立从资源出让到项目运营的全链条精细化监管体系：合并编制海域与土地出让方案，统一明确开发、运营与股权监管要求，设置水上运动项目数量、固定资产投资、营业收入等约束性指标，并依据海域使用论证和海洋环境影响评价成果提出开发必须遵循现状水深条件等要求；对陆域建筑风格与高度提出城市设计指引，强化方案审定。
通过将用途管制、生态约束与经营监管嵌入出让条件，推动“资源要素包”从一次性交易走向可持续运营。
前景——从单点突破走向制度供给，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从“两权合一”到“土地+海域”“国有土地+林地经营权”等多模式探索，释放出清晰信号：自然资源配置正在从单要素分散供给转向系统化统筹供给。
下一步，若要将试点经验转化为稳定制度供给，仍需在三个方面持续发力：其一，完善组合供应的权属边界、用途管制与收益分配规则，确保权责清晰、风险可控；其二，建立跨部门、跨层级的数据共享与并联审批机制，以标准化流程减少不确定性；其三，强化生态红线、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用上线的刚性约束，把生态保护要求前置到资产组合、出让条件和运营监管之中，真正实现高水平保护与高效率利用相统一。
在高质量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的大背景下，组合供应的制度创新有望在更多场景释放效能：既服务临港产业和重大工程的资源保障，也支撑滨水空间综合开发、海岸带综合整治，以及林地、湿地等生态资源的价值转化，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更丰富的市场化路径与治理工具箱。
自然资源组合供应模式的推出和完善，体现了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系统思维和创新精神。
通过打破传统的条块分割格局，实现多要素资源的统筹配置，不仅提高了行政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一套有利于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制度框架。
这一探索为全面推进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也为生态产品价值的充分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这一模式的不断完善和推广，必将在更大范围内激发自然资源的潜能，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