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2025年人口数据引发广泛关注。
数据显示，我国人口规模依然庞大，但同时呈现出少子化、老龄化、区域分化等新的趋势性特征。
这一复杂的人口形势既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也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新的课题。
从人口规模看，我国仍保持超大规模市场的战略优势。
2025年总人口规模超过14亿人，国内生产总值达140万亿元以上，稳居世界第二位。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4》预测，到2035年我国人口接近14亿，到2050年仍将超过12亿，人口基数的长期稳定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一基本国情特征源于我国历史发展阶段的独特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国情特色就是人口规模巨大。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巨大的人口规模曾经形成了与物质资料增长不相适应的矛盾，我国因时制宜推行了计划生育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配套政策的完善，人口规模巨大的除数效应逐步转化为倍增产出的乘数效应，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劳动力资源依然是推进现代化的关键支撑。
我国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2年达到峰值9.22亿人后进入减量阶段，但2025年仍在8.5亿人以上，占总人口比重超过60%。
按照目前趋势测算，到2035年劳动年龄人口仍将超过8亿人，到2050年可能超过6亿人。
这说明我国人力资源的总量供给依然充足，劳动力资源蓄水池仍然丰沛，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了重要的人口动力基础。
老年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是当前人口结构变化的另一显著特点。
2000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3亿人；到2023年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时，已增至2.97亿人；2025年进一步增至3.23亿人，占总人口比重上升至23%。
这一趋势既反映了医疗卫生进步和生活水平提高的成果，也对养老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提出了挑战。
与此同时，我国老龄化呈现出明显的低龄特征。
在2035年之前，60至69岁低龄老年人口占全体老年人口的比重将始终超过50%，到2050年仍在40%以上，规模超过2亿人。
这部分低龄老年人口具有较强的劳动能力和消费能力，蕴含着丰富的人力资源开发潜力和银发经济发展空间。
我国人口发展的趋势性特征既遵循了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体现了中国特色。
人口少子化趋势符合人口转变规律。
伴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口再生产类型必然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传统模式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模式。
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总和生育率在1958年快速降至2.1的更替水平，目前已降至1.2。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推进，生育观念发生深刻变化，总和生育率在20世纪90年代初降至2.1的更替水平，2020年降至1.3。
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医疗条件改善、教育水平提升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
我国的独特之处在于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现代人口转变，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发达国家用数十年完成的人口转变过程。
人口老龄化趋势同样符合人口经济发展规律。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追寻长寿文明的必然结果。
膳食营养和医疗卫生水平的大幅改善是实现长寿文明的前提条件，这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从全球范围看，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老龄化之间呈现正相关性。
发达国家率先经历重大技术革命，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巨变，其人口老龄化进程也相应提前。
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相对较快，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体现，也是需要科学应对的现实课题。
面对新形势，关键在于主动适应和积极引导人口发展趋势。
一方面，需要完善鼓励生育的政策体系，优化生育支持措施，改善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另一方面，要积极开发低龄老年人力资源，推动银发经济发展，建立健全养老服务体系，让老年人口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同时，要加强区域协调发展，促进人口合理流动和分布，推动人力资本积累和提升，这些都是培育人口综合红利的重要途径。
人口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化进程的深层变量。
面对少子化与老龄化加速叠加的新形势，既不能简单将其视为负担，也不能忽视其带来的系统性挑战。
以更前瞻的制度安排、更均衡的公共服务、更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来培育综合人口红利，才能把“人口之变”转化为“发展之机”，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稳健而深厚的动力。